故纸堆里的历史真实——谈黄恽的民国掌故小品

李由之

在方兴未艾的“民国热”中，黄恽可算是一个低调内敛的“另类”。近年来黄先生笔耕不辍，已出版了七八本掌故小品集，受到市场和读者的欢迎。但其本人，对于所“就食”的民国时代，却有着不同流俗的看法。他认为，民国是个很糟的时代，今天的“民国热”是可悲的，不过是怀恋被美化了的历史。

正因如此，黄恽对那些“借古讽今”的杂文，保持自觉的警惕。他所自期的，是为读者“讲述过去的人事”，成为徐一士、郑逸梅那样的掌故家。徐、郑等先生的家世背景和人生经历，是今人所无法企及的。黄恽对此有清醒的认知，他独辟蹊径，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民国旧报纸中，来搜罗爬剔第一手掌故轶闻。

民国故纸堆里的史料，优点是生活气息浓厚，能如实反映当时的市井百态，却不免琐屑和浮夸，往往人云亦云。然而，这正造就了黄恽民国掌故的特色。黄恽笔下的人物，没有多少名人的光环，而聚焦于日常小事，拉拉杂杂如同家常闲话。如《施蛰存的器量》，写施蛰存小题大做，因读者说自己“对于旧文学没有深刻的研究”，而在报纸上与之往复论战的趣事，可见大学者年轻时也有血气方刚的冒失之举。此外，如《别了，梁实秋先生》《失去了儿子的刘文典》等文，写梁实秋“下课”风波、刘文典给学生复函等不起眼的小事，在个人年谱中都不会见录。然而，黄恽都郑重其事地写出来，体现了他刻意的追求：“希望大家看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和事，甚至猥琐可笑，并非很多人笔下的那么伟大崇高”。换句话说，黄恽不想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给笔下的人和事增光添彩；而更愿意把这些名人当作身边人，不滥美不夸张，如实讲述人生的故事，尽量让读者感知到客观、立体的历史真实。

掌故当然不能完全看作是信史，但真实性无疑仍是掌故的内核。瞿兑之尝言：“治掌故，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治史方法才对。”曾有论者将现在的掌故作者分为考订、直觉两派，而把黄恽归为“直觉派的掌故家”。所谓“直觉派”，即有闻必录，凭着直觉的细致来发微抉隐——似乎这种“直觉”，总不如“考订”那样让人放心，毕竟旧报刊上的故事真伪掺杂。而事实上，真实无疑是黄恽掌故小品的第一追求，他自言写文章要“做到主观的客观”。“主观”上，他确实很努力地对旧报纸上的轶闻进行辨析、考证，广泛搜罗日记、作品、回忆录、甚至是后人研究成果，通过“多重证据”的比对分析，力图做到下笔“客观”不虚言。如《俞平伯的诗，顾颉刚的手》一文，谈民国文学刊物《语丝》得名的由来，分析鲁迅、周作人、顾颉刚等人说法的不同，兼谈鲁、顾的关系，解决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堪称不刊之论。

通常来说，掌故写的是名流人物的轶事。但黄恽的掌故小品，还有一类特别的文字，是写普通人的际遇的，如《杨柳青青青已残》《阿部淑子与周作人》《苏州美专的女模特儿》等（我更喜欢看此类文章）。看得出来，黄恽在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时，倾注了更大的理解和同情，偶尔发的感慨和议论，虽寥寥几句，也饱含深情。相比于名人轶闻，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更能让读者产生共情。由是言之，黄恽不仅仅是一位掌故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