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轶事

□ 黄国钦

两千多年前的广州，真的带给人许多遐想。我总是在琢磨，那些先贤，给广州，带来了什么？！

任嚣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先人，他带给广州的，不仅是一座城池，还有远见、胆魄。

远见和胆魄是两种范畴，并不容易兼而有之。任嚣却把远见和胆魄，运用到了极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病死沙丘，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

任嚣当时扶病，面对如此突发事件，他没有丝毫迟疑马上反应——独召龙川县令赵佗到番禺，告以天下形势，并嘱托后事。任嚣说：

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邦、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兴兵聚众，虎争天下，中国之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到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任嚣的远见与胆魄，就是找一个胜任、放心的合作者继承者，告诉他，马上发兵据守五岭通道，切断交通，杜绝任何作乱的军队乘势进入岭南，保一方平安。岭南有地理优势，也有人才储备，不得已的话，立国自治。

接着，任嚣一系列动作，发布通告，把南海郡尉的职守和印信交给了赵佗。又两年后，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任嚣听到赵高杀死二世，子婴捧传国玺出降，秦朝灭亡，溘然而逝。

是年，赵佗30岁。又四年，赵佗击并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

赵佗的这个举措，后人有种种评说。但是，在那样的历史关头，换做你呢？

作为广州的后来者，我非常喜欢这位岭南的先贤，你看，他完全不拘一格，用财物与东边的闽越，西边的夜郎、句町睦邻，又以攻为守，出兵攻打长沙，使南北划岭分治。对内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允许越族部族自治，汉越通婚，越人出仕。他自己又以身作则，弃冠带，魋髻箕踞，从日常生活和习尚方面与当地族群融合，消弭隔阂。经济上他请戍守的移民示范，大力推动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变越人渔樵猎捕为定居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平稳定、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更能让人心诚悦服呢！

心态奇好的老先贤，活了102岁，在位67年。历经了秦始皇、二世、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八朝，于公元前137年、武帝建元四年去世，在越逾82年。

赵佗走了，给我们留下的，仅仅是一座南越王宫博物馆吗？

南越国的灭亡，又有什么历史教训？古老的中国，为什么每一次政权更迭，就要放一把大火，人类的文明，不能让它存续下来吗？

不知怎么回事，还是要写到它。本来，一个王朝的终结，还是不写的好。

吊诡的是，那五路大军，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奇啵，也是五路大军，真让人不能释怀。汉武帝真是千古一帝，与善骑射的匈奴比拼过骑兵，现在，又要与擅水战的南越比拼水军。五路汉军沿着水路朝番禺进发。第一路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从长沙国的桂阳下湟水，自今湖南进入广东连州，沿北江到石门。第二路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郡，下横浦关，从今江西通向广东南雄至北江。第三路以归义侯郑严为戈船将军，第四路以归义侯田甲为下沥将军，在湖南零陵分二路，戈船将军通过灵渠下漓江，下沥将军取道富川江、贺江顺流，二军在封开江口会合，沿西江直通番禺。第五路以驰义侯何遣率巴蜀的罪人和夜郎的军队，自贵州沿牂牁江从红水河达西江。一场由南越国宰相吕嘉挟南越王、杀汉使者、擅权乱政、谋私误国的不义之举，终于酿起祸端。公元前111年秋，珠江大战，番禺城破。

行文至此，我才恍然，脑海里盘旋的，不是五路大军，是船和珠江，是船和珠江对于广州的命运。

珠江北岸的岸线，自这次大战以后，是渐渐地南移了。

先是移到了今西湖路一带，晋代，又移到了惠福西路北，唐代，岸线移到了玉带濠一带，宋末岸线又移到了一德路、万福路，清初移到了北京南、珠光路，还有……

岸线一次次的南移，江面一次次地缩窄，真应该坐下来，好好思考它的因果、祸福、利弊。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真佩服古人，早早地就懂得利用河流，征服河流，驾驭河流。南越王宫博物馆里，有一处秦代造船遗址，三个造船台，由北而南，枕木、横阵、滑板、墩木，一一具备，还有弯木地牛，等等。《山海经》曾记载：“番禺始作舟”，说的就是岭南，最先发明了造船术。秦代造船遗址，恰好做了一番物证。看官你想想，在没有公路、铁路、航空的时代，河流和船，对于人类，对于城市，意味着什么。而一个秦代造船遗址，对于远古的人们，对于远古的城市，又意味着什么，说明着什么。

北京路西拐，西湖路南侧，还有一处遗址，也与珠江有关。这是一处水闸。埋在地下两千多年了，有一天忽然被惊人地发现。水闸我去看了五六次，越看越有滋味，越看越有兴趣。为什么呢？我们看过石砌的水闸，看过混凝土的水闸，就是还没有看见两千多年前夯土垒木的水闸啊。我弯腰瞧瞧那些硬得像石头的凝固的夯土，换个角度，侧个脸，再琢磨那些横一根竖一根垒在夯土里面的原木，干什么的呢？

考古的人们高兴，说据此可以确定南越国都城的南界，一个精准的坐标。水利的人有点失望，说原理跟今天的水闸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稀奇。

我倒是开心地笑了，原理跟今天一模一样，你说是古人聪明智慧，还是后人两千多年裹步不前？

回头再说一说秦代造船遗址。这个遗址有过争议，有人认为，这不是造船遗址，是别的其他的遗址，但争议之声显得格外空泛乏力，就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自说自话。不管怎么说，遗址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我呢，更看重的，是它的标志性意义。

最先发现秦代造船遗址的不是当下，而是460年前。《广州城坊志》和《广州轶闻》，均转载了明末广州学者黄佐编簒的《广东通志》里，一条极不起眼的记载：

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致，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

黄佐的故居在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宫，距城隍庙只有一二百步，记载当为亲眼所见，黄佐的学识更让人佩服，仅凭目测，即能明确指出，这些霉烂的木片，是修缮船橹所用的材料。只不过，年代估得保守咯。

从造船遗址还要再说到南越国水师，那是一支庞大的水师噢。那一天楼船将军杨仆下令攻城，城破，南越王及宗室、官宦，踪影全无。

这就匪夷所思。

后来探马报，吕嘉挟南越王赵建德、王室、朝廷，逃亡海上。

吕嘉的打算，未尝不对。一个王朝，总有它的几十万军队。汉军径取番禺，南越国大军，大多赶不及勤王。现在退避到海上岛屿，总还能喘息、歇气，寻余地周旋。

我也觉得，此行有可操作性。

奈何天不助也。吕嘉一行来不及舶到海上，汉军已循迹追至。结果你知我知，南越国覆灭，吕嘉被杀，赵建德被俘。

这最后一战的详情，史籍无载。

但对于楼船将军杨仆，司马迁称之为“酷吏”，屈大均评之曰“惨暴”，让人悬想。

悬想归悬想，问题却不容回避。以越族人为基本兵源组成的几十万南越国军队，特别是擅长水战、擅长造船的水师，哪里去了？

让人搓掌踱步，百思不解。

答案终究慢慢浮现。失去了号令指挥中枢之后，除了投降者，不管是暂避风头，还是图谋东山再起，身在兵船上，能去哪里呢，只能按越族人吕嘉的预先设定，逃亡海上。日后广东独有的民系——疍家，十有八九就是由于这场战争而催生。

闲暇时间，我们披阅书册，踯躅古迹，回味历史，咀嚼的总会有苦果。汉越战争那曲悲歌，几多年后，依然余音袅袅。

此后数百年，史书上不见这批逃亡者的踪影。倒是《晋书》中寥寥数十字，仍依稀透露出个中的讯息：“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服者五万余户。”

民间，疍家的传说、故事，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