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

□ 詹雪征

思念如同山野里一簇簇自由生长的夜来香，总在静夜里恣意地绽放；忧伤犹似浩瀚夜空中倾泻而下的月光，冷澈而冰凉。从今往后，再回到故乡，只会看见冷冷的山风敲打着窗棂，只会听见屋后的雀鸟还在窃窃私语，却再也见不到我最亲爱的外公了。

我的记忆，仍停留在最后一次见到外公的那个盛夏。

走进村子，远远地看见外公坐在门槛上看报纸，快百岁的人了，也不用戴眼镜，一字一句地，没了牙的瘪瘪皱皱的嘴里念叨着报上的新闻。他耳背，听不清楚别人说什么，人家说东他说西，经常闹笑话。

我悄悄走到外公跟前，叫了一声“阿公”。

他又忘记我是谁了，他每每把我当成平表妹，问我大学毕业了没？工作找好了吗？

我大声凑在他耳边说道：“你看你，又把我忘啦！我是雪儿啊，是雪儿！”

外公终于想起来了，他居然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似地不好意思了，他开心地笑着说：“雪儿呀，瞧我这记性，怎又把你给忘记啦！”

他紧紧拉住我的手，嘘寒问暖。那双长满了茧子的大手还是跟以往一样温暖。那一刹，我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我才出生八个月，妈妈便把我送到外公外婆身边。

外公外婆的宠爱，让我长成了一个又黑又凶的山里女娃。我最喜欢黏在外公身边。年少无知的我爱闯祸，外公就是我身后一堵坚不可摧的靠山。做了错事，外公从不曾严厉地苛责我，他只是和颜悦色地叮嘱了几句，用他慈祥的大手轻轻摩挲我的头，然后静静地为我打扫战场，收拾残局。

当如水的夜色柔柔地洒在田野山川，外公招呼我搬张小凳子去院子里乘凉去。

爷孙俩端坐在外公亲手种下的高高的桑葚树下，轻言细语，聊得甚欢。

山前屋后，月色溶溶，不知名的虫儿在月光下快乐地鸣叫着，家里的小黄狗蜷缩在我的脚边，哼哼唧唧着，山风徐徐，凤尾竹摇曳着纤细的身姿，惬意的我也融进了月色里手舞足蹈，说要跳舞给外公看。

外公点头微笑：嗯，好，女孩子，斯文点好。

壮年时期的外公高大魁梧。他勤奋，每天早早起床，收拾农具，去牛栏里捡牛粪做肥料，种菜，喂鱼，忙得不亦乐乎。田里垄间，每每看见他挥汗如雨，不知疲倦。屋前屋后，外公种了很多的茶树。春天里，小小的我腰间也挎着一只小竹篮，稚嫩的手指采摘着嫩绿的茶叶。晚间，看外公忙碌制作着新茶，我也不知疲倦地在一旁瞎忙活，热气腾腾的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茶香，那帧画面很美，很温暖。

外公很智慧，他会编箩筐。屋后一片翠竹林，郁郁葱葱。农忙时节，外公砍了竹子，拖回院子里。他坐在门槛上，聚精会神地削着竹篾，编着竹篮竹筐，在我眼中，外公简直是一个变魔法的人，不一会就会编出不一样的竹制品，看得我眼花缭乱。

外公还是“赤脚兽医”，有一次，家里十几只小鸡不小心误吃了专门用来毒老鼠的谷子，眼看着刚刚还生气勃勃的黄绒绒的小鸡仔要死于非命，我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外公回来了，他二话不说，找出刀片，刮了锅灰在碗里，蘸点水，便开始给小鸡们动起了“手术”，只见他拿起锋利的刀片一刀割开小鸡那撑得满满的胃，掏出毒谷子，用清水洗胃，最后用锅灰涂抹住伤口，还让我给小鸡喂一点点水。忙碌了一个早上，那些洗过胃的小鸡病恹恹地躺在鸡窝里，我和它们对望着，彼此眼里居然都是泪水盈盈。第二天，早早便听见小鸡们叽叽叫唤，我欢喜雀跃地围着外公跳起了自编的舞曲。

在我心里，外公还是一个传奇。每年春节前夕，外公会被叫去公社开会，回来的时候，胸挂大红花，手提一袋红彤彤的橘子和一幅当时视若珍宝的对联。此时，笑容可掬的外公像电影里的老首长一样风骨伟岸。

年三十一大早，外公催促我们起床，煮米糊，搬梯子，贴对联，欢天喜地迎新年啦。对联的字是金色的，上联是“发扬优秀传统”，下联是“争取更大光荣”，横幅是一幅固定的牌匾：“光荣之家”。外公亲自上阵，把那幅光彩照人的“光荣之家”牌匾擦得铮铮发亮。

每年的清明，外公都要去拜一口枯井。这井坐落在两座山的中间，井口已被填埋，看不出有什么稀奇。

外公郑重地对着那口枯井深深作揖，嘴里还喃喃自语着，神情肃穆。我也朝着枯井虔诚地拜了三拜。

这里沉睡着我们的祖先。这井原是一座造型独特的圆形古楼，是被白狗子烧毁了的家园。这个红色革命村，当年在县里第一个成立农会，举起红色旗帜，从而点燃了全县熊熊的革命烈火。1928年8月的“温子良惨案”，就发生在这里。那一次，一共有18名包括县委书记林逸响在内的共产党员被捕，后被押往大埔茶阳残忍杀害。死难的烈士名单中，外公的父亲、大伯和堂兄赫赫在列。

白色恐怖笼罩在土楼寨的上空，1928-1931年下半年，温子良村曾五次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围剿。房屋被烧光，山也被烧秃了，全村上百口人只剩十几个人。艰苦岁月里，幸免于难的人们就在这片焦土上坚持革命，继续战斗，重建家园……

“温子良惨案”发生的时候，外公当时只有13岁，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人一个个英勇就义，心中涌起了熊熊怒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熊熊燃烧的火种，照亮了外公的红色生涯。

他成了村里最年少的赤卫队员，利用放牛娃的身份为红军传递信息；他奔走于红区与白区的边界，从不畏惧。后来，他光荣加入了红军队伍，成了当时中共饶平县委的一名通讯员，他经常赤脚走山路，穿越枪林弹雨，传递各类重要军事信息。在一次大转移的军事行动中，在白狗子的围截追杀中，外公不幸坠下山崖，身负重伤，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好在热心肠的老乡救助，命大的外公好不容易保住了性命，可一条右腿却残废了。

东躲西藏的日子，失去了与上级联络的时机。当时的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听从上级命令大撤退，没人知道大部队的目的地在哪，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外公养好了伤，悄悄回到了温子良村，开荒种树种茶，养牛养猪，开始了他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的父亲、大伯和堂兄都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外公后来被确认为当年失散的老红军。每年春节，镇里县里的民政部门便会敲锣打鼓地来慰问，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外公便会被一辆吉普车载去镇里参加集会，演讲革命史。

大部分的时间，外公埋头耕作，默默无言。他送两个儿子参军入伍，大舅复员回来当了医生，小舅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立了三等功。他送三个女儿上学识字，母亲那时候是全公社唯一一个女高中生。母亲后来进了公安局，成了一名文职警察。

外公一生朴素。年迈的他最喜欢戴着一顶旧军帽，精神抖擞，像个时刻待命准备战斗的战士。

太阳暖暖地照在土楼寨门口的石板上，照着外公慈祥的脸庞，也照亮了外公军帽上那颗红五星，折射着光芒，熠熠生辉。

外公要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留下什么话，像是一个准备休息的老人，缓缓地合上了双眼，安然入睡。

第二天，太阳照常从东方缓缓升起，温子良村也一如既往地安然醒来，只是，外公，我家慈祥可亲的老红军，今天却像个顽皮装睡的孩子，一直熟睡着，再也不肯醒过来了。

亲戚好友里里外外忙碌着，不明世事的孩子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喧哗着。灵堂里，外公的照片挂在雪白的墙上。照片里，戴着军帽的外公笑容可掬，爱热闹的他和蔼可亲的眼神里折射着温暖爱意，他笑呵呵地望着他的儿孙后代齐聚一堂，满足而惬意。这一刻，我感觉外公其实还在身边，他仿佛从未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