丕植诗文优劣论

郭启宏

大概中国人有排座次的瘾。荦荦大者如水泊梁山，借石碣天文定位；微末者如日常出入，必雁行序先后。排座次的极致，使“并称”、“齐名”之属也要分出高低、优劣、胜负。如同史才上的司马迁和班固，诗才上的李白和杜甫，人们对于曹丕和曹植两兄弟轩轾之争历时一千余年了!

本来，曹植在世时，世人无不称颂其才，并无争议。丁广赞其“博学渊识，文章绝伦”，邯郸淳叹其大材，“谓之天人”，杨修更夸奖其所作，“仲尼日月，无得逾焉”，据《世说新语》记载，“世目如绣虎”。稍为异调只有乃兄曹丕一番含蓄的贬损。他在《又与吴质书》里竭力推崇王（粲）、徐（干）、陈（琳）、应（场）、刘（桢）、阮（禹）诸子，“自一时之俊也”，然后笔锋一转，“今之存者，已不逮矣”，“今之存者”当然包括曹植在内。不过，可以想见，当时人并不因诸子而排斥曹植，在丕植轩轾上，大致是扬植抑丕的。以致三百年后的刘勰，提到“旧谈”抑丕，“谓去植千里”，颇为不平鸣。而稍后于刘勰的钟嵘则给予曹植从未有过的高度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唐宋时人基本沿袭钟嵘说法，推崇曹植已是不易之论。

到了明清，情况起了变化。如果说，刘勰只是认为丕植各有千秋，丕并非“旧谈”所说“去植千里”；那么，明人王世贞、清人王夫之则大倡植不如丕。王世贞说，“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王夫之说，“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姜斋诗话》），他以此尊丕为“诗圣”，贬植诗为“蠹桃苦李”（《古体诗评选》）。明清二王的论调虽然奇绝，却是和者寥寥，更多的论家还是尊崇曹植的。这情况延续到了现代。郭沫若《论曹植》一文重弹明清二王老调，贬曹植“好摹仿，好修饰”，指其诗为“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中的“逆流”，而褒奖丕诗“始终是守着民俗化的路线”。同二王的情形相似，郭氏的支持者也不多。

或问，植优丕劣，可否定论?答曰，未可。用得着一句套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一、就总体成就而言，植大于丕，当属公论；就其分体而言，则各有千秋。刘勰说得有理：“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文心雕龙》）有些方面，如文学批评，丕似胜植一筹。钱钟书曾经指出曹植“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这段话的片面性，同时认为曹丕关于“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的见解颇精警，“不啻匡救阿弟之偏”。（《管锥篇》）

其二、更重要的，须及诗外因素。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一个“感情分”的问题：“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这种说法似是而非。要看读者的价值取向。“位尊减才”、“势窘益价”，只是常人感情的一面；从另一角度看，常人感情还有另一面，即势利的一面，那就是“位尊益才”、“势窘减价”。我以为，真正诗外的因素是，位尊而扭曲人格，好诗难再；势窘而真情流溢，穷而后工。考曹丕诗文，大多是称帝前的建安年间所作，如《燕歌行》、《杂诗》、《与吴质书》、《典论》等重要篇什，称帝后的黄初年间，除了皇帝诏令，也就是观兵诗《至广陵于马上作》之类，无可观者；而曹植则不然，越到后期越沉郁苍凉，如《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七步诗》和《洛神赋》等。老杜诗云，“文章憎命达”，信然!若以九五之尊的曹丕，比之以泪洗面的曹植，谁能写出好诗，不是明摆着的吗?

丕植其实不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