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在潮州的传播（二）

明代中期，潮州已成“阳明学”之传播基地。那么，传播的主要方式方法，或者说，传播的特色又是什么？回答是：以“简易直接”为特色。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创立了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为核心的“阳明学”。王学的前身是南宋陆九渊（字子静、世称“象山先生”）的“心学”。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代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朱陆异同]章中说：朱熹的“直接听众是从‘士’到大臣、皇帝的上层社会”，他坚守的是“读书穷理”的基本教法，“对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便毫无意义了。”陆象山则坚持一种“易简”之教，同时针对“士”和一般民众而主教。“他的巨大吸引力并不来自理性的思辨，而来自真挚动人的情感。”如他在白鹿院演讲时“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朱熹之字）深感动，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见《年谱·淳熙八年》条）“听讲诸生皆俯首拱听，非徒讲经，每启发人之本心也。间举经语为证，音吐清响，听者无不感动兴起。”（见《年谱·淳熙十五年》条）

王阳明37岁在“龙场顿悟”时便立下继续新儒家未竞的“经世大业”之志向，他虽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而以“四民”为主教的对象，因此，他亦是参照陆九渊的“易简”的讲学方式，突出“简易直接”的特色。他说：

“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313条）”“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传习录》319条）”

以上说的，“一方面满足了士阶层谈‘本体’、说‘工夫’的学问上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适合了社会大众的精神需要。”（余英时先生语）所以，“阳明学”自能风靡天下。

薛侃自29岁时师事王阳明，“朝夕相与者三年”，后又多次得亲阳明馨咳，故不但深得“阳明学”之精义，在各地讲学时亦颇得“简易直接”之真传。正如嘉靖九年庚寅（1530）薛侃在浙江讲学后，门人倪润所辑录的《云门录·序》所说：

嘉靖庚寅秋，润见中离先生于望云门（浙江绍兴有云门山），请学焉。闻其言移日，作而叹曰：“知行一矣。”又闻之移日，作而叹曰：“动静、内外、理气一矣。”又闻之移日，作而叹曰：“天人、物我一矣。吾今而后，知“道”之大也。人生而不得与闻于斯，犹无生也。予小子乃获闻焉，可不谓幸矣乎？

能把高深、枯燥乏味的哲理概念，化为通俗的语言，令听讲者发出“人生而不得与闻于斯，犹无生也”之感慨，薛氏的讲学艺术与风格，从这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薛侃门人郑三极等集先生于中离山、宗山书院讲学语录成《研几录》（按：郑三极《中离先生<研几录>序》曰：“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蕴之曰性，由之曰道，动之微曰几（幾 ）……一有觉焉，必克其善。去其不善，是之为‘研几’。”）该书共收中离先生语录310条，其题材巨细兼具，文字详略不拘，从中可看出先生平日言谈“简易直接”之风神，篇幅所限，仅举数端以见其概。

“学要根本正当，不妨数改，数改则数进，如萌甲之物，一番剥落一番长。”（第57条）

为学要本根正，而认识的过程则有深浅之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每读一回，感受自然不同，这就是由浅入深、“数改则数进”的必然过程。薛氏在这里用了一个“如萌甲之物，一番剥落一番长”的比喻，将复杂的事物化成简单易懂的生活现象，自然生动贴切。（萌甲，原同“萌芽”，指植物生长，后亦指甲壳类动物如螃蟹，一生要脱换几次外壳才能成长。<潮语称为“剥壳”>）

“一刻不闲度，一念不妄起，一事不苟作，此是兢兢业业、斩斩截截的工夫。”（第70条）

修持本心，须持之以恒。态度要兢兢业业，履行时的步骤一定要妥帖齐整、有条不紊。斩斩截截是古代的成语（现今各种成语辞书均少收录，却保留在潮语熟语中，读为<尖尖截截>），因为用刀斧等锐器斫、切物料，其断面必平滑齐整，故用来比喻整齐、整肃貌。如果听讲的对象是潮州人，当然就感到分外亲切，更易接受。

“早素粥，因喜一物，欲取啖之，忽觉此心又是贪着。推之合行即行，合止即止，当生即生，当死即死，乃是致知格物实学。”（第98条）

“致知格物”，其要在杜绝“私欲”。讲清这个道理，不知要花费多少言语、笔墨？薛氏却用“早素粥，因喜一物（亦许是喜吃之杂咸），欲取啖之”一件生活小事加以引申，其“简易直接”之讲学风采，可谓无时、无处不在。

“名节、威仪、文辞，藩篱也。有家必有藩篱，然谓藩篱为家，非也；谓家不用藩篱，亦非也。”（第90条）

相对于心之本体而言，名节、威仪、文辞等物，不过是外在的“用”。“体、用”，“知、行”为一，“体、知”属主宰，“用、行”属表现形式。把形式当成本体，或本体不借助于形式以表现，皆为错误的认识。将如此抽象的理念，用藩篱与家设喻，绝妙！关于“体用”的关系，第146条又谓：

体用一源，学者全要立本，本立而用自达。譬如形端则影端，形偏则影偏，形短小、亏缺则影亦然。影如何着得力？

同样地用“形、影”设喻，可见薛侃在解释抽象理念时，其手法之多样。

……

薛侃与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同为王阳明的及门弟子。“泰州门下有樵夫、陶匠、田夫，尤足说明王阳明以来新儒家伦理确已深入民间，不再为士阶层所专有了。最值得注意的陶匠韩贞，《明儒学案》说他：‘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馀。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这种以农工商贾为基本听众的大规模布道是陆象山时代所不能想象的事。王学之所以能产生广大的社会影响，实不能不归功于王阳明的教法。‘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516页）这段话虽然主要是针对泰州学派而言，加诸薛侃，亦很贴切。

嘉靖四年乙酉（1525），薛侃讲学中离山，日与士友讲习不辍。据顺治《潮州府志·古迹部·中离书院》所载：薛侃尝为书院撰钟铭曰：

晨昏二十四敲钟，声彻前峰并后峰。

试问岩岩诸学士，已闻曾与未闻同？

名为钟铭，一语双关，特别是后两句。请问散居在各岩前来求学的诸位学士，听到“二十四敲钟”可曾与未听到时一个样？深一层的意思是：你们前来求学，听到我讲的课与没听过我讲的课，认识可一样？而答案显然是前者。这表明，薛侃撰写钟铭时，对中离书院的学术水平充满自信。对阳明先生传授的“简易直接”的教法，不无自豪之感！而这一点，亦是中离书院能够吸引“四省同志闻风远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