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分水未分

□ 仇士鹏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写道：“春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春分日，春季平分，昼夜等长，阴阳平衡，就连椭圆的鸡蛋都能稳稳地立在地上，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处于刚刚好的状态——除了水。

春分后，雨水增多，江南地区会发生桃花汛。彼时，岸上桃花连绵成霞，如大河汤汤，而河道里，浊浪滚滚，白练横飞。两条江河同时奔涌，桃花汛便同时裹挟着浪漫与豪迈撞进了诗人的笔下。在刚涨水时，是“桃花水，鲤鱼风，短笛横吹细雨中”，仿佛有渔夫摆渡于天地之间，俯仰间尽是飘然于世外的潇洒和旷达。当水涨得厉害时，便是杜甫笔下的“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水位达到去年的高度，“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大水吞没江边的沙滩，青绿色的水流似乎能掀开岸边的人家。但此时，依旧有野鸟在江面上“争浴故相喧”，为浩浩荡荡的桃花汛添上几笔可爱的标点。在三月，没有无法被春风吹红了脸的蛮横与粗鲁，哪怕是涨势凶猛的汛情。在春分日，暴力与浪漫会在它的身上达成平衡与融合。

而北方地区会被春旱缠住。王令在《春旱苦热》中写道：“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山喝不到水，大地裂开狰狞的伤口，人们的求而不得和愤懑不平，对风的希冀与失望全在那个“屠”字里了。杜甫更是悲呼“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这天地昏暝、日色如血的春旱，让无数人望土恸哭，也让忧国忧民的诗圣恨不得直上九天，挥鞭抽打雷公，抽出大雨滂沱，抽出迟到的久旱甘霖。

曾读过苏轼的《喜雨亭记》，那年苏轼在扶风，春天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露出端倪。他听说要向山神求雨，便写了一篇《祈雨文》，诉说旱情的危害，“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没想到不多时，大雨如愿降下，“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这可真是好雨知时节啊，有了雨水，生活才能继续铺展幸福安康的蓝图，于是万民同庆，官吏庆于庭，商贾歌于市，就连卧病在床的人都感到痊愈了。那扯天扯地的大雨只有三天，但这与民同乐的喜悦却流传了千年。

祈雨虽迷信，却是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便是正宗哲学神学化的标本。如今的人们则从唯物主义出发，采用地膜覆盖、建造塑料大棚等措施，培育抗旱作物，从治标和治本两方面发力，使田地与春旱形同陌路，让它匆匆经过人间，又只能匆匆离去。

人无法改变自然，却能认识自然并顺应它的脾气。古人如此形容春分，“一候元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他们不懂黄赤交角，不懂地球的公转与自转，却依靠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以独特的物候变化来定义出春分。在老家，至今还流传着一些谚语，“春分日有雨，秋分日大水”，“春分有雨到清明，清明下雨无路行”，“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种瓜豆后插秧”，人们用其预测天气、指导农耕，成全了一年年秋季的丰收。

这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它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数字、公式和符号，而是口耳相传的、沉浮于中华血脉里的对生活的深情凝望和拥抱。固然，人无法阻止桃花汛的汹涌和春旱的肆虐，却能尽可能地削减它们的影响。在他们勤奋、虔诚地耕耘生活时，不知不觉间也洒下了古典哲学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花种。

如今，南水北调工程兢兢业业地履行它的使命，让南多北少的水被均衡地分配给华夏大地；如今，春分以插秧的姿态，将一首首秀丽的田园诗歌插在祖国的万里江山，“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

苏轼把三日乃止的雨归功于太守、天子、造物主，却都觉得不妥，最终归于太空，而我想把如今的太平盛世归功于人民——风雨还是千年前的风雨，人已不是千年前的人，以前的春分是自然的一家独大，如今的春分，人与自然成功实现了均与衡。

春分不分的水，由人来分。平凡的炎黄子孙，总能创造伟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