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文化探源｜潮州：儒学道统薪传之城

名家观点

从唐代韩公治潮到南宋任潮州通判的朱子高弟廖德明，再到明代正德、嘉靖年间以王阳明弟子薛侃为首的王门后学，潮州理学脉络清晰，代有传承。

一方文脉养一方人，韩文公之文与宋明理学之儒，兴学立教，以文化人，以文育人。韩文公开立潮州文教传统，廖德明薛侃传扬理学儒风，共同成就了潮州千百年的文脉。

——陈来（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潮汕地区祠堂多，祭祀仪式规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祭祀活动恒定。我看过几家的祭祀录像，感觉是迄今为止最为讲究的仪式。我愿会成为潮州的常客，在这片儒学气息浓郁的热土上播种、耕耘，收获文化理想。

——彭林（著名礼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潮州儒学源远流长，自韩愈以降，传承有序，名家辈出，是滋育潮州文化，养成“海滨邹鲁”的思想源泉，在海内外也有重要影响。历代潮州名儒贤俊，留下大量传世文献与碑刻古迹，值得发掘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意蕴，以为建设新潮汕所用。潮州儒学历来研究较少，希望今后能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

——周少川（著名古文献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荣誉会长）

北宋咸平二年（999），潮州城来了个京官。

时年37岁的开封府推官陈尧佐，因上书指摘时弊，触怒宋真宗，被贬为潮州通判。来到潮州，他心中想的却是180年前同样宿命的“前任”楷模——韩愈。于是，他处处效仿韩愈，在当地发展文教，新修了孔庙，还倡议在正室东厢建韩祠。

当得知百姓为鳄鱼所害，陈尧佐立即派人抓捕，把鳄鱼示众街市并烹杀，大快人心。他还效仿韩愈《祭鳄文》，亲撰了《戮鳄鱼文》。

治潮三年，陈尧佐勤政爱民，赢得了好政声。离任回京，他仍“未尝一日忘潮”。许多年后，高居相位的他遇到潮州籍王姓士子科举及第归乡，即写了一首《送王生登第归潮阳》诗赠别：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他期待潮州能孕育出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儒，成为文明故里。自此，“海滨邹鲁”成为潮州士人的奋斗愿景，也是潮人至今引以为豪的标签。

回顾潮州的文化史，是一部从“天荒”到“邹鲁”的儒化史。从历史来看，潮州是儒学道统薪传之地，儒家的精神命脉生生不息，至今仍活在潮州风土的日用伦常中。

唐

文教初肇 儒佛交辉

道统，即儒家正统思想精神的传承谱系。宋明儒者高倡道统，对抗禅佛教“教外别传”，以保持中国文化本位；也欲区别于现实皇权的“政统”，以保持儒家教化的独立性与至上性。

往上追溯，第一个高举“道统”旗帜的，正是“吾潮导师”韩愈。

作为“安史之乱”后出生的一代人，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佛教、道教昌盛，而帝国已进入下行通道。他认为，要重振李唐王朝，必须复兴儒学，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为了和佛、道两教划清界限，他在《原道》中构建儒家道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强调儒家道统植根于华夏本土上古圣王，比自印度传入的佛教更具正统性，但可惜这个“道统”在孟子以后就不得其传了，让佛教、道教等“异端”有了可乘之机。

他念兹在兹的“道”，不在离尘脱俗的彼岸仙乡，而是扎根现世的仁义道德。他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本着强烈的儒家淑世情怀，在治潮不足七个月的任期里，复乡校，施教化，重农桑，释放奴婢，修堤凿渠，祭神明，驱鳄鱼，改善潮州的文教和社会治理。

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韩愈指出，国家的治理必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而要推行儒家的德礼教化，“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为了办好学校，他捐出俸禄办州学，“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

发现潮州名士赵德“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他毅然推荐其“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

种种举措让宋代大文豪苏轼感喟不已。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韩愈在潮州还举行了几次祭典，对象包括城隍神、大湖神、界石神，甚至是鳄鱼，留下六篇祭文，反复宣扬天人交感、万物有灵的天道观以及儒家仁民爱物的宏愿，也蕴含有宣示国家权威，警示地方恶吏刁民的教化意味。

发道统之先声，批判佛、老异端，德先刑辅、养士治民的施政理念，加上儒家式的神道设教，让韩愈在宋代之后赢得广泛尊崇，被视为宋明新儒学的先驱。历代仕潮官师有意效仿，不断颂扬、神化韩愈在潮的功绩，建庙祭祀、刊印韩文、作文传颂。其背后隐含的儒家政教意义十分显著：兴学作育，在于贯彻儒家正统教化和尊王攘夷的大一统理念；驱鳄祭神，为此后莅潮官师树立了关心民瘼、为民除害的楷模，同时也在警诫那些抗拒王化者必没有好下场。

蛮烟瘴地，终于山水有情。而韩愈尽管对岭南印象不佳，任期不长，但不妨潮人把恶溪改名韩江，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将他尊称“韩文公”，祠祀香火遍乡野。“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山水尽姓韩。”

值得一提的还有韩愈与潮州高僧大颠的交谊。

大颠承传六祖慧能的南禅宗风，在潮阳创建灵山寺，弘扬禅法，弟子千余人。“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的韩愈却赏识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滞碍”，还留下“临别留衣”“问禅叩齿”的传说。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说：“潮州文化源头存在着一种‘儒佛交辉’的态势。”这种态势，催生出宋明新儒学。

宋

尊韩绍闽 理学南传

宋代是中华文明的造极之世，儒学迎来了划时代的高峰。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等地域名儒辈出，振起士风，在吸纳消化佛、道二教的形上哲思之后，完善自家的心性修养理论，追求成圣作贤，实现三代先王德治。儒学渐成复兴之势，掀起了覆盖东亚、延绵八百年的理学（或称“道学”、“新儒学”）思潮运动。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演变之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宋代的潮州已是岭南名郡，官师大多如本文开端的陈尧佐，崇儒尊韩，兴学倡教。州学、县学、书院完备，科名之盛，冠于广东。诗礼之家崛起，贤达之才迭出，诞生了备受尊崇的“七贤”：许申、林巽、刘允、卢侗、吴复古、张夔、王大宝。他们或为政坛清流，或谙练吏治，或度超流俗，儒家经学修养深厚，尤其是在易学方面。

“榜眼·秋台”坊

其中，王大宝儒学造诣最高，撰有《易解》《周易证义》，还有注解《诗经》《尚书》的《诗解》《书解》，宋高宗曾称“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由此得以入经筵，为皇帝授课。南宋“湖湘学派”的理学宗师张栻年少时就曾问学于王大宝。王大宝还是宋代岭南唯一的榜眼，今牌坊街之“榜眼·秋台”坊就为他而立的。

至于理学南传入潮这一“大事因缘”，可追溯到北宋熙宁四年（1071），理学的“开山始祖”周敦颐（号濂溪）来潮州办理公务。

周敦颐当时任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也就是掌管广东区域内政法、刑事工作。他撰有《按部至潮州题大颠堂壁》诗：“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释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委婉表达了对韩愈“儒家立场”的质疑。

一百多年后，南宋淳祐九年（1249），潮州知州、周氏后裔周梅叟以此为缘起，在郡学西侧创建“元公书院”，成为潮州理学的传播中心。书院宗旨是：“衿佩来游，盖为讲明义理之学。”书院还刊印了周敦颐文集，又将程颢、程颐、张载、朱子合祠而祭，“以道学渊源，濂溪倡之，诸贤和之也”。

翁公行辕

作为理学正宗的朱子学传入潮州的时间不可确知，途径主要是朱熹（号晦翁）的潮籍弟子郑南升、郭叔云以及仕宦于潮的朱门闽籍后学廖德明、陈圭、吕大圭等人。

郑南升（字文振，潮阳人）、郭叔云（字子从，揭阳人）颇得朱子器重，为潮州本土理学正传。传世的《朱子语录》中一百多条是郑南升所记，朱子曾告诫他：“文振近看文字较细，须用常提掇起惺惺，不要昏晦，时少问，事来，一齐被私意牵引得去。须用认取自家身与心，卓然在目前，为得主宰，则事物之来，区处得当。”郑南升从此大有长进。朱子又称许道：“看文字须以郑文振为法。”还表扬他笃信不疑，“一时同门者皆尊礼之”。朱子晚年遭政敌诬陷，其学说被当政视为伪学而遭禁。庆元三年（1197），朱子撰成《韩文考异》，郑南升冒着政治风险在潮州刻版刊行，其勇于卫道、服膺师教的精神令人敬重。

郭叔云初见朱子时问“为学格物”的要旨，朱子告诉他：“人莫不有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又教他为学“切须收敛端严，就自家身心上用工夫，自然有所得。”郭叔云听后“一意实践”。有感于礼教久废，专精礼学，在宗族内部躬行朱子《家礼》，教化一方。

明代潮阳学者林大春这样评价郑、郭二先儒：“吾潮虽故称邹鲁，尊崇孔氏而兴于斯文，然自赵宋道学大明之时，慨然以正学自任，卓为一郡儒宗者，实自郑、郭二先生始。乃今晦庵《家礼》一书与蒙谷所定宗法，潮人遵行之不废，二先生之力也。”

仕潮的朱门弟子廖德明（字子晦，号槎溪，福建南剑人）贡献突出。他于庆元四年（1198）年来潮州任通判，“日与庠校师生讲明圣贤心学之要，劝农桑，抑末作，使民皆以暇日，讲习礼义”。为树立正学风化，他还将淫祀（不合官方礼制祀典的妄滥祭祀）神像沉入江中，修建周敦颐祠，刻周子《拙赋》于崖壁，并请老师朱子手书的“拙窝”（今存于金山摩崖），为原来的“遥碧亭”改名。

作为朱子再传弟子，陈圭（字表夫，福建莆田人）于淳祐五年（1245）守潮，对韩山书院特别用心，春秋课试，亲自命题，讲明《四书》及濂洛诸老议论，以示正学之标的。还捐资买朱子著述充实书肆，增塑周敦颐、廖德明像于书院祠堂中，纪念先儒德泽。

吕大圭（字圭叔，福建泉州人）是朱子三传弟子，于宝祐元年（1253）任潮州州学教授，完善庙学制度，在潮州刊刻《孟子说》《易集解》《孝经本旨》等著述。

赵宋一朝，潮州理学的特色就是把闽学（朱子学）与尊韩紧密结合在一起，开始在世家大族里践行家法礼教，于庶民大众中标树正统的儒学教化。

明

名儒盛出 岭海文明

时间来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朝廷汇编经传，按照理学的标准，编修儒典注解书籍，诏颁天下，朱子学定于一尊，成为天下人共宗的官学。

但风光背后，朱子的学说沦为谋求功名的工具，僵化成一种脱离身心的“死学问”，有精神追求的士子普遍感到朱子学标榜的“天理”带来的独断与压抑，另辟蹊径去探求成圣做贤的出路。

突破此种沉闷僵局的第一人，正是成化年间江门陈献章（号白沙）。他通过静坐，悟到学须从“自得”中来，独立门户，创立了江门学派，开启明代儒学的转折。后继者湛若水（号甘泉）提倡“随处体认天理”，光大师门，与浙江余姚的另一思想巨擘王守仁（号阳明）共倡新说，掀起风动天下的心学思潮。

导源于陈白沙、湛甘泉师徒，光大于王阳明的心学，是明代思想史的最大亮点。粤东士子风闻而动，影从响应，引发潮州儒风新变。

陈白沙的潮籍弟子有赵相赵日新父子、杨琠杨玮兄弟、饶鉴、蔡亨嘉、林岩、余善、杨潜斋、陈应麟、吴向等，再传则有周孚先、陈大器、郑经哲、郑经正之辈。他们大多不求仕进，退居于乡，以“主静”存养身心，以操行砥砺风俗，立家规族训乡约，教导族人乡党。

及至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说兴起，潮州的一时俊彦或亲炙阳明辗转于各地，或私淑门下，锐志求道，忠心耿耿，扬播王学于岭海。晚明大儒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列有“粤闽王门学案”，潮州即“粤闽王门”的重镇。

潮州王门的领袖宗师是薛侃（字尚谦，号中离），正德九年（1514）师事阳明于南京，朝夕相处三年，拳拳服膺师教。阳明在江西剿匪之时，薛侃仍与诸同门在后方相聚讲学不散，代理日常政务，诲导阳明儿子王正宪，接引来学。阳明最重要的著述《朱子晚年定论》和《传习录》，就是薛侃首钞并首刻的，又编刻了《阳明先生则言》《阳明先生诗集》等书，对阳明学的传播贡献颇大。在阳明身后，他又总理后事，保护家眷，还在杭州建天真书院，完成阳明生前卜筑天真山的夙愿，可谓王门的“护法”。

薛侃的思想“论宗良知，以万物一体为大，以无欲为至”，教人以静坐、研几、无欲作为下手工夫，去唤醒自心的良知，呈现出内省刚毅的风格。尤其注重事功践履，不遗余力推动地方建设，创书院、修家庙、增祭田、立族训，行乡约，带头兴修水利，开溪建桥修路三十余所，不少溪渠堤桥如中离溪、通济桥今人仍在使用。

“潮学之兴，自中离始。中离之学，师（阳明）先生而得其宗者也。”在薛侃的带动影响下，其兄弟子侄薛俊、薛侨、薛宗铠，以及潮州众名士如翁万达、陈明德、杨骥杨鸾兄弟、杨思元、林文、黄梦星、吴继乔等纷纷皈依王门，“以正学接引，潮士为之一变”。还有一批因游宦在外而接触到阳明学而成为私淑者，如林大钦、陈思谦、萧端升等。

潮州王门讲学的据点有玉华书院（又称北山精舍，即今潮州金山，已毁）、玉林书院（今潮州意溪东津，已毁）、中离书院（今潮安桑浦山中，尚存中离洞）、南溪精舍（揭阳县城南，已毁）、宗山书院（今潮安金石，尚存牌坊）。据载，中离书院所在的中离山一经薛侃创辟，“四方同志闻风远来，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缔造了潮州思想学术的鼎盛期。

潮州城中今天所见22座牌坊，就有5座与这个王门群体有关：翁万达的“大总制”坊、林大钦的“状元坊”、成子学（薛侃弟子）的“侍御”坊、“四进士”坊（包括薛侃）、“七俊坊”（包括成子学和薛侃另外两弟子郭维藩、黄国卿）。

游宦潮州的阳明后学也对本土阳明学热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浙江会稽的季本，嘉靖四年（1525）谪任揭阳主簿，经常到中离山与同门互相讲论，支持薛侃推行《揭阳乡约》。江西泰和刘魁于嘉靖十四年（1535）任潮州通判，常到宗山书院讲学，还刊刻了薛侃的著述《研几录》。泰和郭子章则是阳明三传弟子，万历十年（1582）任潮州知府，颇有治绩，他兴建的凤凰塔至今仍是潮州的地标胜景。

据“嘉靖八才子”之首王慎中的观察：“当时东南吴楚之交，盛为王学者，莫如绍兴、吉安，独潮之风不下二郡，可谓盛矣。”

潮州阳明学之勃兴，令王阳明寄予厚望：“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鸣之昆季（即杨骥、杨鸾），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后先颉颃，而起者以数十。”

嘉靖《潮州府志》论及当时潮州的风俗：“明兴，文运弘开，士渐知明理学，风俗丕变，冠、婚、丧、祭多用文公《家礼》，故曰‘海滨邹鲁’……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比屋《诗》《书》，弦诵之声相闻，彬彬乎文物，甲于岭表。”

纵观明代潮州儒学思潮，既是以心学为主流的思想运动，也是一场礼教下移的社会运动。潮州士大夫们虽然在思想立场上各有师承，或尊崇程朱理学，或归宗白沙、阳明心学，别标宗旨，但都积极投身于乡族建设，使得国家礼制与儒学的道德信仰贯彻至边陲海疆，巩固地方治理秩序，创辟出许多世家大族，深刻影响着明清以来的潮州社会。

清代以降

崇文重礼 斯文在兹

晚明清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满清政权、郑成功集团、南明小政权、地方豪强多方势力在广东沿海轮番角力，社会板荡，风教凌迟。及至乾隆时期，潮州教育才渐入正规，人才培养日益被重视，学风从讲求心性哲理的理学，递转为以经典语言文字为重的朴学，学人热衷于搜集整理乡邦文献掌故和文字训诂，崇尚博学与实务，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潮阳郑之侨。

郑之侨（字茂云，号东里）于乾隆二年(1737)登进士，曾任江西铅山、弋阳知县、饶州府同知、湖南宝庆府知府，最后官至补安襄郧兵备道，归里后“登临吟啸、优游门巷”近二十年，“课督子孙读书、治产，各就所长。崇礼让，戒争竞，时以生忧患死安乐谆谆教诲”。郑之侨从政之余，勤于笔耕，著有《六经图》、《四礼翼》、《鹅湖讲学会编》、《鹅湖书田志》、《劝学编》、《郑氏丛刻》等。他始终认为“振兴文教，官斯土者之责”，三次担任江西乡试考官，选拔了多位名士，先后在铅山修复了朱子当年兴学的鹅湖书院，在宝庆建濂溪书院，用程朱理学的教育理念来办书院。他还把儒家伦理贯注到农业生产中，著有《农桑易知录》来指导农桑培植，规范农人起居、治家、处世之道。

潮人尊韩愈为百世师，经过千年积淀，师道传统在民间延续不绝。明代万历年间福建王侗初到潮州龙湖寨开馆授徒，和一位姓谢的弟子把毕生精力都用在培养龙湖子弟，师徒两人都无子女，逝世后，七个姓氏的学生“哀其无后，而设专祠以祀”，连同王侗初的父亲及那位谢姓弟子也一起祭祀，称“侗初师祠”，俗称“先生祠”。

一百多年后的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初秋，祠堂重修，呈请时任潮州知府周硕勋撰文纪念。周知府开始认为“王生既非大儒，又无功桑梓与乡”，设祠祭祀“不合于礼者也”。某日，知府路过龙湖，七姓门生的后代闻知，遂集体敦请知府来到祠堂里。周知府受到很大的震动，有感于后人缅怀先祖“并及其祖之师，因祖之师而并及其师之父，且使无后之友生亦得附祀于旁，一堂之上父子师弟”，对这样代代相承的尊师重教义举大加赞赏，欣然提笔撰写祠记（《府宪撰给碑记》，祠与碑尚存），传为美谈。

晚清国祚渐衰，内忧外患。随着大批潮人出洋经商，逐利、尚勇、霸蛮的风气弥漫，给传统的伦理观念带来极大的冲击。在欧风美雨的强势碾压下，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也迎来千年未有之变局。20世纪初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堂，引进西学，儒学失去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摄地位，逐步被西方科技与现代分科的学术知识所取代，通过钻研四书八股来求仕进已非读书人所必需，儒家士人也逐步转型为古典学养与现代学术训练紧密结合的学院派知识分子。饶宗颐先生即其典范。

饶宗颐所撰对联（资料图片）

饶公出生于儒商家庭，淹博多艺，学综百家，学问根底是从清儒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而来，从文字训诂中推明经学义理，主张“‘研经之法，莫如以本经证本经’，以经义释经义，不应与中国原儒经义相隔不融通。”儒家的道统观念在饶公身上，已升华为中华文化的“道统”情怀，他念兹在兹的是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在2001年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有“新经学”之倡，揭示出经学的现实意义：“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论述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他更寄望儒家义理经过新诠释，对中国文化之复兴和人类现代文明有所贡献：“五常（指儒家的五经《易》、《诗》、《尚书》、《礼》《春秋》）是很平常的道理，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在科技领先的时代下，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的不给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给以新的诠释。”北京大学儒学学者汤一介先生编纂儒家经典总集《儒藏》时，饶公响应声援，特撰“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对联以示支持。又曾为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经学》刊物题墨，勉励彭林教授团队对周代礼乐文明的研究。诸如此类关乎儒家文化志业者，饶公都亲任其劳，勉力襄助。

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社会渐行渐远，“儒学时代”也一去不返，但斯文未坠，儒学作为心灵积习和生活方式，一直在潮州顽强而鲜活地存续着：本土的潮人多具有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注重代际传承与门风礼教，逢“时年八节”祭祀天地父母和圣贤，祭拜先祖，信奉崇功报德、返本报始的传统伦理，遵守冠、婚、丧、祭的古昔礼俗；海外的潮侨则特别讲究乡谊，团结拼搏，诚信经营，重视文教，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热衷为家乡铺桥造路、兴办学校、施医赠药等慈善公益事业，反哺父母之邦。

唐伯元故居

进入21世纪，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国人的文化意识由自觉而自信，潮州人抓住发展文旅、乡村振兴的契机，保护了很多儒家文化遗迹，活化了不少世家宗祠、名儒故居和古代书院，培育、引进“新乡贤”，同心参与文化建设。2020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潮州古城时强调：“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潮州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潮州人有理由、也有底气去传承好儒家文化薪火，照亮新时代中华文化复兴之路。

三访潮州沐儒风

彭林

从业几十年来，我通常是藉由开会或者讲课的机会才到访某个城市，而作为特例的是潮州，我曾三次在无会无课的情况下，专程往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每次拜访的对象不一，但都与儒学密切相关。

第一次到访潮州，专为拜谒韩公祠。最初引起我对韩愈好奇的，是他的《祭鳄鱼文》。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到潮州任刺史。当时潮州之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韩愈望江设祭，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并诵祭文抒发驱鳄之志，结果“自是潮无鳄鱼患”。这令我禁不住产生了“何不往潮州一观”的念头。其后，读韩愈的《原道》，而知韩愈是历史上第一位站出来，倡言中华自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一脉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道统，现面临释道重压，已岌岌可危，呼吁儒人奋起捍卫中华本位文化！又撰《师说》，论述为师的根本在于传道，即中华既有的文明之道统。尽管韩文未能唤醒沉溺于歌舞升平、诗歌唱和之中的唐人，但却唤醒了有宋一代的道学家与儒生。韩愈是儒学功臣，若非有他，儒家文化恐怕早已淹没在释道的大浪之下，万劫不复。

我到潮州，在韩文公庙内恭读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向这位被苏东坡盛赞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的大贤深深鞠躬、致敬，祗回留之不能去。

韩愈治潮仅八阅月，而备受潮人尊崇，今潮州城内，以昌黎、韩愈、退之命名的单位、道路触目皆是。当年韩愈登临过的双旌山今称“韩山”，城内那条宽阔的员水今称“韩江”，赵朴初访潮州的诗句云“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在潮州，你能处处感觉到韩愈的存在。

第二次到访潮州，是参观饶宗颐学术纪念馆。出生潮州的饶宗颐先生，是当代中国的博学鸿儒。“文革”时期，在一本介绍甲骨文研究成果的文章中，提及饶宗颐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这是我第一次听闻饶先生的大名。其后，文网渐开，而知饶先生在经史、金文、楚简、秦简、词学、敦煌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皆卓有建树。先生的书法，融篆隶于一体，古拙挺拔，金石味十足。鉴于先生在书画界的声望，故两度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社长。某年，我应邀到香港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该校博物馆看到曾侯乙墓出土的“均钟”复制品，大为惊讶！该文物的性质，长期被误解为“五弦琴”，饶先生显然已知其实为编钟的音准器，故购置于此。回北京后，我找到饶先生论古代音律的论文再三拜读，其学养之深厚，令我惊叹。先生于学无所不窥，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师。

1993年，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落成，为世人认识与学习饶先生提供了极好窗口。数年后，我前往参观，对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2000年，饶先生在北大做关于“新经学”的讲演，大声宣扬经学的不朽价值，声言若经学不振兴，则中国学术的振兴就无法实现！这令一直在孤寂中研究经学的我，如闻空谷足音，大为惊喜，继而决定创办《中国经学》杂志。承蒙先生不弃，亲笔为敝刊题名，如今已出版至30期。在饶先生年近百岁之前，我有幸在香港参加私宴，忝与先生同席，亲近贤者。席间我问及先生当年在迁至广西的无锡国专的情况，先生侃侃而谈，时而手书人名。席终之前，大家敬祝先生康吉，不料年将期颐的先生伸手与大家掰手腕，腕力之强，举座赞叹。如今一切都已化去，惟有悠悠的思念。

第三次到访潮州，是为了考察潮汕的古祠堂群。我的学术领域是对儒家经典《周礼》《仪礼》与《礼记》的研究。周礼仅行于贵族，故有“礼不下庶人”之说。唐宋之后，民间始普遍出现祠堂。帝王祠庙，今惟北京明清故宫有“太庙”在，然仅仅是空壳一个，牌位祭器，几无一存。祠堂在北方几乎不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皆然，安徽某些旅游景点虽有所见，但空空荡荡，亦无祭祀活动，导游将其作为建筑、木雕艺术品介绍。后来听说闽西地区保留祠堂甚多，且年末尚有祭祀活动。于是我在春节前后到龙岩、上杭、连城等八县考察。再后来，又到湘东地区考察，但大多比较破败，鲜有祭祀活动，故收获不大。疫情出现之前，我听说潮汕地区祠堂多，祭祀仪式规范，甚至还保留了宋代流传下来的冬至祭始祖的礼仪。这恐怕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不禁大喜过望！于是我专程前往，两天之中，共考察了八家宗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祭祀活动恒定。我看过几家的祭祀录像，感觉是迄今为止最为讲究的仪式。

令人欣喜的是，潮汕地区不少年轻人有很高的参与热情，有的连年担任祠堂的司仪或者摄像，有的为祠堂提供各种劳务。周永基先生是民营企业家，但有很好的儒学素养，他为我复印了潮阳《泗水周氏族谱上》祖辈儒者论祭祀的文章，极富研究价值。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陈椰博士家的祠堂曾被生产队征用，近年他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地修复、搜集资料，目前祠堂已焕然一新；他还将征集到的大量“侨批”汇辑一处，建成了小型博物馆，供社会观览、研究之用，可谓功德无量。

如果不是疫情突发，我这几年每年都会带研究生到潮州考察祠堂，并准备将此地作为教学研究基地，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博士论文。疫情一旦过去，我一定会成为潮州的常客，在这片儒学气息浓郁的热土上播种、耕耘，收获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