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7-06 10:55:16 来源：潮州信息网
李锡藩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属下省委和几个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到严重破坏。同年秋，“南委”书记方方同志在福建永定高寨背村被土匪绑架，组织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付赎金营救方方。而方方被抓后毫不慌乱，静心观察，见这伙土匪不外是一些小毛贼，似乎没跟国民党特务机关和日伪汉奸有什么勾结，便跟他们斗智。他用革命道理教育看守他的匪丁，又跟土匪头子周旋。最后，土匪头子揣摩着这共产党的“官”油水并不多，便从开价“50万”跌至“10万”，最后商定付赎金3万元，先交钱后放人。
其时，“南委”属下的党组织都已停止了活动，都没办法进行筹款运作，但以佘厝洲为据点的潮饶边县党组织和“潮澄饶敌后游击队”在周礼平的领导下，仍然坚持正常活动。因此，当中共南方局与潮梅闽西南党组织联系的联络员李碧山接到方方被绑架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共潮梅特派员林美南设法筹款营救。要筹到3万元，显然只能找潮饶边党组织，所以，林美南立即通过途径，约中共潮饶边县特派员周礼平见面，落实筹款任务。
接受任务后，周礼平心如火焚。怎样才能筹到款呢？他直奔县委机关佘厝洲李习楷家，顾不得脱下斗笠，喝上一口凉水，立即将李习楷招呼到他所住小房子。
“习楷，方方同志出事了！”周礼平心情沉重地说。
“什么？方方同志出事了！”李习楷急切地问。
“是的，方方同志在永定被土匪绑架了。土匪称要赎金……”
“礼平同志，土匪开价多少？”李习楷又问。
“开价50万，经讨价，最后还要3万！”
“3万。”李习楷重复着说。3万元，这个数目是什么概念呢？其时，大学教授每月薪金约600元。3万元相当于大学教授四年的薪水，确实是一笔巨款。
李习楷沉思不语，脑子里在迅速盘算自己的家底。此前，江东区委书记汤诚一家住进这里，接着，周礼平、李朝道、蔡子明、周昭烈又来了，为维持这个家，手头已十分拮据。不过家中先前有十亩左右田地，加上前两年他以扩大生意名义向在泰国的兄长要了5000元，这笔钱投在生意场中，已变成2万元左右，如果将自家部分田地出卖，应该能凑足3万元。
他向周礼平说出了筹款方法。周礼平喜出望外，他知道李习楷早已将身家生命交给党，为了县委机关运转，为了战士们的生活和队伍的给养，他把所有值钱的家当，连同其嫂赴南洋时未曾带走的衣物、其妻陪嫁的金银首饰都兑换成队伍的活动经费。现在为了营救方方，他又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取出积蓄，典卖田地，献出巨款。
周礼平十分感动，连连称赞道：“你真是宋公明及时雨呀，帮我解了心头之结，为党解决了困难！”
周礼平见赎金有了着落，立即布置任务，落实李习楷凑足3万元后，马上送往隐蔽在澄海东里的“帆安盐业公司”的交通员王华生处，即送闽西永定，终将方方同志救出。
到1945年秋，“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潮澄饶敌后游击队”共筹集巨额的外币、囯币、伪币按时价折合黄金约180两，以及衣服、药物等物资，还有枪支100多支。这些款项、物品大都经中共潮澄饶县委机关李习楷家储存、转运至潮梅及闽粤赣党组织。李习楷作为革命“一老家”家主，被地下党同志称为“后勤部长”，经手这些款项、物资时一丝不苟，尽数送往上级机关。游击队每次战斗胜利，都能缴获一批物品或钞票，这些都经李习楷之手进行整理、储存，但从未出过一厘差错。他自奉菲薄，和周礼平等领导一样，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三餐经常是一碗番薯和几片腌菜。在饥荒年甚至是一把野菜、一张糠饼充饥过日子，还曾因营养不良患上水肿。在周礼平、李习楷等领导同志以身作则教育下，游击队全体战士严格遵守“一切缴获要归公”纪律，傍晚出来参加战斗行动，半夜饿着肚子返回隐蔽地。
1945年10月，李习楷同志奉调赴普宁任县委书记，离开佘厝洲时，家中四壁萧然，只剩下一张睡床、一口水缸。
李习楷同志为党倾家，为国纾难，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