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 林德和

两年的知青生活，是艰苦的开荒经历，也是难忘的人生历程。对于农村知识青年而言，“下乡”不仅意味着艰苦卓绝的劳动和微乎其微的收入，同时也是重要的晋升途径，是我人生重要的发展和转折点。

光荣出征

1974年2月1日，我与家乡同伴一行30人在汫洲人民公社（今汫洲镇政府）集合，如同光荣入伍一般，每人胸口戴一朵大红花，肩上背着行李袋，在锣鼓班的欢送声中出发，成为饶平县汫洲镇的第一批知识青年。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1968年开始，各地政府陆续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汫洲镇也执行了相关政策。饶平县汫洲镇，本是一个海岛小镇，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拓耕地而围海造田，逐渐成为一个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比较均衡的小镇，尽管生活艰苦贫乏，但经济已有逐渐发展的趋势。1973年，我在汫洲中学高中毕业，到政府部门做辅助工作，寻求就职机会。当时政府号召知青下乡，有30人报名，其中有7名高中毕业生，剩下的多是初中毕业，甚至有离校未毕业的初中生，当时也可列为“知青”。

国家对知青下乡有鼓励政策，为每个知青提供400元安家费，当时并没有直接发放，而是由政府统一做规划管理。每个知青分配了一只铁桶、一床棉被、一个草席、一个蚊帐和一些生活用品，其他的钱则陆续下拨为场地建设、房屋建造费和每月生活费，还建了“知青楼”。在经济困难的年代，能有这样的生活保障，知青们心中自然是充满了荣耀感。

下乡的目标是开发汫洲镇南面的三个小岛，称为“三屿”，即西屿、东屿和南屿，西屿面积最大，约5万平方米，是总部的所在地，其他二岛略小。知青下乡前，政府已经安排了一些青年在岛上负责种植和养殖，当时已经有基本的工作场地和竹篷寮宿舍，称为“三屿场”。公社人员和锣鼓班送我们到汫北水关口，我们再步行一段泥路，然后乘船到小岛上。去到总部西屿时，看到一片荒凉、百废待兴的岛屿，令人顿生茫然，同时也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和干劲。

开荒岁月

第一批知青入驻“三屿场”后，跟原有的场员一共有70余人，第一个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就是开垦水利沟渠。镇上的水利主要供居民灌溉和生活之用，当时建设尚未完善。我们从镇上的水利挖出分支，通往三屿场，生活、灌溉、养殖用水就有了基本的保障。此后，所有人分为渔业队（挖鱼池养鱼）、农业队（种植水稻、番薯、蓖麻等）、咸草队（种植咸草）、副业队（养家禽家畜）四个分队进行工作。

我一开始主要参加咸草（蔺草）种植。由于海岛土壤都是盐碱地，很难种植水稻等作物，而种植咸草则较为合适，没想到第一年获得了丰收。咸草种下之后长得很快，也许是因为新开垦的土地肥力较足，也可能是第一年引种比较成功，所以这一年咸草长得比人还高，足足有1.8米左右。这些咸草可以晒干后编织成草席，汫洲镇上有织草席厂，可以与之对接，变成三屿场的一项重要收入。三屿场开发了不少业务，其中咸草种植稍有业绩外，当时还养了不少淡水鱼，算是比较成功的。那时没有饲料，只是割杂草喂鱼。它们能够生存，但是生长得很慢，每条鱼养到年底也只有一斤半左右，因为成活率比较高，也成为了盈利项目。

1974年9月，因为粮食产量估算需要人手，我被临时抽调去镇里参加这项工作。“粮食估产”是个技术活儿，由经验丰富的老农和曾参加估产的工作人员做主导，到各村的田地里去视察农田，根据实际情况来估算产量。年轻知青其实并没有估产的经验和能力，只是陪同巡查，并帮忙做些数据登记，这项工作比较轻松，也让我长了很多见识。

第二年过完年，回到三屿场，有几个知青已经分配了工作，而又新来了两批知青，三屿场的总人数已经有100多人。我作为第一批知青，又是高中毕业生，在第二年被安排为“膳食总务”。这是一个美差，主要负责西屿总部的膳食安排、财务管理和食材购买，日常工作主要是安排所有知青和场员的三餐，也会和场员一起去镇上采购大米、猪肉、青菜、生活用品等物资。当时的商品需凭粮证购买，也有不少东西是以单位名义去供销社领取，比如年底收成的鱼虾等，要尽量提早去领取，这是三屿场的福利。因为负责物资和财务管理，有时领导会来做物资分配，场员也会来办理事务，所以慢慢地认识了不少人。

由于三屿场属于开荒阶段，环境恶劣加上经验不足，导致很多业务并不成功，赔本的事情比比皆是，到了年底，经济状况还是入不敷出，产出的总收入无法自给自足。当时知青和场员都没有工资收入，而基本的收入和粮食供给，一部分是来自岛上的各项经济收入，养鱼和种咸草是主要收入来源，另一部分则来自公社拨给的补贴费用。当时公社给每个知青定量供应每月35斤大米票、4两花生油票、半斤肉票，此外，知青每月有一个洗衣皂，一两个月会分配一支牙膏，其他物资则是不定期供应。知青总体是受到颇多优待，尽管如此，也只是勉强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当时的知青下乡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风华正茂，态度都很积极向上，集体劳动时经常谈笑风生，就算苦点累点，也觉得心里充满了阳光。那时结识了一群知心朋友，回镇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知青前程

从1974年开始，汫洲镇每年会有两批知青去三屿场下乡，直到1978年还陆续有知青过去岛上，经过五年的开发，三屿场的各项业务已有所起色。在这个过程中，一旦镇上有岗位需求，知青们就会去争取就职，有的知青只待了不到一年，有的知青却一待就是四、五年。

1975年11月，汫洲镇汫平小学需要民办教师（临聘教师），因我户口在汫平，所以就想争取回去教小学。当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比较低，每月只有27元，因为离家较近，而且相对稳定，所以就争取去小学教书。任职一年后，1976年我以三屿场知青的名义报考饶平县师范学校，经过考试和各级的推荐保送，结果顺利被录取，并于1977年3月去往该校就读。

1981年，汫洲公社响应上级号召，让知青回城并安排工作。当时三屿场还有近百名知青，这些知青一般是根据当时的岗位需求陆续安排工作的，要一下子解决这么多人的工作实属困难。所以如果知青的父母或近亲在镇上有工作单位，一般会直接安排到相应的单位，称为“挂线”。如果没有，就根据当时的岗位需求再做分配，若知青最终没有分配到工作，则需要自谋职业，少数人就去下海经商了。

下乡开荒对于知青而言是比较艰苦的一段经历，但也成为了很多知识青年找正规工作的重要途径，时人称下乡犹如“镀金”。知青教师当时就有20多名。知青去做民办教师，经过一定的服务年限可以转为公办教师，无论是保送去读师范院校，还是推荐上大学，知青身份都有一定的帮助。总而言之，对于城市知青，下乡可能是苦难的经历，而对于本来就一穷二白的农村知青，其实下乡反而是寻求人生进步的重要方式。

知青全部离开三屿场后，三屿场作为一个公社下属的公办单位也就自行解体了。经过知青和场员多年的开发，三屿场的许多业务已逐渐成熟，仍可继续经营，所以原先的场员或镇里的居民就承包了三屿场的业务，继续在此养殖和种植，三屿也逐渐成为汫洲镇比较集中的水产养殖区，成为许多人发家致富的宝地。三屿场和知青楼在单位解散之后就逐渐废弃倒塌，现在已经无法进入原先的场区，只能够遥遥眺望，“知青下乡”也成为了1970年代永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