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杂谈

经筵，指自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是皇帝与侍读、侍讲等探讨经史之称。宋神宗元丰后始称“经筵”。（光绪《海阳县志·王大宝传》：“表进所著《诗、书、易解》，上（宋高宗）谓执政曰：‘大宝留意经术，其书甚可采，可与内除。’执政拟国子（监）司业，上喜曰：‘适合联意。’时经筵阙官，遂除国子司业（国子监副职）兼崇政殿说书（即所谓的“经筵官”）。”）

宋代的经筵专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以后历代皆沿袭此制。如清代，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二曰：“康熙十年二月，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即熊赐履顺治进士，康熙中为翰林学士，迁掌院事，知经筵，后拜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端）为讲官，知经筵事。”

明代尤其重视经筵，这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切身经历恐怕有很大的关系。明太祖未一统天下之时，家境贫寒，当过乞丐、僧人，文化水平低下。登极以后，想通过经筵，“恶补”关于经史的知识以利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经筵讲到七十岁仍然坚持不息。”据《万历十五年·首辅申时行》所载：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受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出阁讲学’。”“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卫士的簇拥下首先驾到，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分列在几案后坐下。在赞礼官的呼唱声中，两名着红袍的讲官和两名着蓝袍的展书官出列，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完毕。左侧的展书官膝行靠近御几，打开御用讲义，用铜尺压平。此时左侧的讲官趋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讲“四书”的一篇。讲完后，展书官将讲义盖覆如前。讲官、展书官退列原位。这时，右侧的讲官开讲的则为历史（右侧的展书官翻、覆讲义如前）。开讲历时约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其他的人员都要端坐，凝神静听，皇帝亦不例外。如果天子偶然失去庄重的形态（如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讲，曰：“为人君者，可不敬哉？”不断重复，直到这位“为人君”者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经筵，是古代国家中一项重要制度，其着眼点在于发挥经传的精义，阐明历史的鉴戒，但要结合现实，以期“古为今用”。在开讲的过程中，讲官可用委婉的言辞对皇帝进行规劝（如潮州唐宋八贤的卢侗、王大宝等），皇帝亦可在经筵上提出问题，甚至阐明自己不同的观点，但不能责斥讲官，因其属于“失礼”。有时，由于讲官准备不充分，皇帝感到不惬意，亦不能当场流露，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颇有“尊师重道”的意味。

早朝，皇上和臣子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紧接的经筵，时间既长，礼仪亦过于繁琐、呆板。“熬过一段悠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墀上向御座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按：此即称为“经筵”之原因。）”酒食由光禄寺提供、筵席设在便殿内，各官按品级职务就座。其中之讲官、展书官以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座于同阶官员之上，这同样是皇上对参予经筵实际工作的人员的一种恩宠。

到了明代中后、重视经筵的风气急剧下降。特别是在“有离经叛道意味”的正德皇帝朱厚照身上，表现尤其明显。正德即位时还不足14岁，他有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从没对传统屈服，他有自己寻欢作乐的种种途径，毫不为臣僚的谏诤、批评所动摇。他当上皇帝不足两年，就离开了紫禁城，另在新建的“豹房”里鬼混；又两度“御驾亲征”，自封为“威武大将军朱寿”、“镇国公”，太师，成为自己手下最高级的、文武兼重的“官员”；正德十四年（1519）秋，皇上又到南方各省巡视。江南秀丽的风光让正德乐而忘返，他喜欢和臣下混在一起饮酒玩乐，尤其是民间女色。“一个女人如有情趣，那么不论她过去是娼妓，已经结婚或正在怀孕都毫无妨碍。”（黄仁宇先生语。民间因此而有“正德游江南”的许多传说、故事，京剧还有《游龙戏凤》的节目）……这样以作弄臣子为玩乐的主子，当然不会把早朝、经筵等束缚个性的仪礼放在眼里。偶然参加经筵，正德亦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先是对讲官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以表示对经筵的重视；他另有报复的妙法，即所谓的“一脚踢到楼上”——对这些尽忠的讲官经常升迁，其所任的新职，往往是在边远的省区。（参见《神宗实录》）

五十多年后，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登极，是为万历帝，谥称神宗。万历帝即位时，在首辅张居正的督导下，恪守皇帝的道德规范，包括勤谨的早朝和经筵等。张居正死后，特别是在他和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后，围绕“立储问题（即立皇长子朱常洛还是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和满朝文官集团的意见不一致。万历帝缺乏他叔祖（即正德）的勇气毅力，不得不放弃“废长立幼”的想法而向臣下屈服。他亦不是一个胸襟开阔的皇帝，他感到自尊心受损害，便设法报复。积多年的经验，他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老子“无为”的理念进行消极抵抗。

据《神宗实录》记载：23岁的万历帝突然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床后突感头昏脑涨，需停止早朝、经筵和日讲。而所谓停止，则无时日的限制。十二个月以后，“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但宦官们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纵马驰骋”的消息。不久，又传来皇帝不能临朝的谕旨，他自己说：由于心中火气太旺，须服用凉药，药效抵达足部，发生奇痒，于是挠破皮肤，致行走不便。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切”等等消息。

屡次颁发“不能临朝”的谕旨，且不说其“理由”如何（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挖空心思的编造），其实质是一种“报复性发泄”。“不能临朝”意味着取消早朝，更不用说经筵了。所以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对此，万历的首辅申时行对圣上的行为亦深感痛心。他甚至建议：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作推迟，只要皇上能够临朝的话。但这些建议丝毫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故《明史·神宗本纪·赞》曰：

神宗冲龄践[~公式~]。江陵（指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驰，君臣否隔……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史臣的《赞》，用精练的语言，高度地概括万历帝不临朝（包括早朝和经筵）、纯以“报复性的发泄”为手段：“晏处深宫，纲纪废驰、君臣否隔”，导致了亡国的严重后果，可谓鞭辟入里！（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版，19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