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4-15 09:08:31 来源：潮州信息网
4月14日，电影《暴风》以普通话版、粤语版和潮语版正式公映。影片取材自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真实历史故事，以汕头交通站为故事背景，刻画了潜伏人员传递情报的惊险故事。
1930年末，一条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开始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开始运作，经过香港、汕头、潮州，北上到大埔、永定，最后抵达原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持续承担着党中央从上海向中央苏区传递信息、输送物资经费、护送干部的重要任务。
潮州作为这条交通线上的必经之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哪些贡献？南方+潮州频道为您揭秘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保证物资顺利转运
位于潮州古城上水门边的一处二层建筑正改造为“交通旅社”，作为这条红色秘密交通线潮州站点的展示陈列馆。当前，湘桥区通过多方走访求证，力争还原更多的红色历史信息。
“此地原有一条小街贯通白日路和东平路，小街北侧西端有一座四层楼房，这是昔日中央红色交通线上一个重要的秘密交通站——潮州交通旅社。”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佳介绍，“该交通旅社的老板吴寿庆，为大埔籍印尼归侨。”
位于韩江北堤附近的意溪火车站遗址。苏仕日 摄
中央红色交通站分为大站、中站和小站。大站有香港华南交通总站和闽西大站，中站如大埔青溪站和汕头站，潮州站则属于小站。陈立佳介绍，除了交通旅社，位于韩江之畔的意溪火车站也是地下交通站之一，两个交通站之间距离约3公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韩江两岸、潮汕铁路两旁革命基础都相当好。贯穿潮州南北的韩江沿途有中共潮澄澳县委创建的浮凤革命根据地和秋溪游击区。潮汕铁路两旁，有以桑浦山根据地为依托的红军游击队。陈立佳指出，这些都为中央秘密交通线潮州路段的安全畅通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当年潮汕铁路在潮州城有两个火车站，潮州站位于城内，意溪站位于城郊，而货物主要是在意溪站卸载。”根据《秘密交通站》一书作者刘瑞瑾整理的文献资料中可知，交通线为中央苏区运输大量的生活和军事物资，是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潮州是这条生命线上不可或缺的转运站，当年物资通过各种“包装”，很隐蔽由潮州转运至中央苏区。
为了保证交通线安全，潮安党组织在潮汕铁路线建立了铁路总支部，沿线站区和每个车站都安插有自己的同志；在韩江上建立韩江电船支部，往返潮州至大埔之间的轮船老板和多数雇员是潮安人，而且党组织直接掌控着两艘电船，电船上安排地下交通员；潮安县城外韩江码头的管理人员和搬运工人中也有地下工作者。这些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积极配合着秘密交通线开展工作，同时也作出了很大牺牲。
拥有安全的联络站
1930年，正在筹划秘密交通线的周恩来对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指出，交通员的选定要遵守几条原则：首先，要党龄长，政治上坚定可靠；其次，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机警灵活，枪法要准；第三，身体要健壮，能够胜任长途跋涉；最后，要有一定文化，记忆力要强。
饶平县海山籍人李沛群曾任闽西大站站长。在刘瑞瑾整理的文献资料中，有其本人的回忆录。“我们上海—香港一汕头—潮安—大埔一闽西苏区这条地下交通线，是没有公开的，就连省委也不一定清楚。这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是归中央直接管的。”李沛群在1982年回忆，“有许多交通员来来往往都不知道。虽然是同一条交通线，但彼此的任务不同，互相间是没有联系的。中央规定对这条交通线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格，不但干部挑选条件严，工作上要求也十分严格和保密。”
文献资料含有多位亲历者回忆录汇编。据原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在1980年回忆，“交通员的工作是艰巨、光荣的，生活艰苦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我们十多位交通员中，有七、八位经常前往上海、香港。我们每位交通员一个月来回两三次之多。个个同志都兢兢业业地工作，干劲很足，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在车上、船上，我们都假装互不认识，像是萍水相逢的旅客。”
结合多位亲历者回忆录的内容，刘瑞瑾分析得出观点——为了确保安全，潮州交通旅社是交通员“萍水相逢”的联络站和落脚点。
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陈立佳供图
熊志华、李沛群、肖桂昌、曾昌明被誉为中央红色交通线“四大交通员”。从交通员熊志华的回忆录可知，他在1932年从上海带电台零件到中央苏区去的惊险过程。在汕头没有与约定的交通员接头的情况下，就当机立断自己赶到潮州，最后冲破重重障碍安全把电台送到中央苏区。“这说明潮州有安全的联络站，让熊志华能够与其他的交通员接头。”刘瑞瑾说。
便于过往干部变换装扮
1931年末，李沛群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去汕头站护送重要领导进苏区。不清楚姓名、职务，李沛群见面才知道此次护送的是邓颖超。李沛群打扮成生意人，邓颖超则是城内平民客商内人的装束，两人以表姐弟相称，还有一名会客家话的交通员相陪，应付路上的警察问话。山路艰险，李沛群一路搀扶邓颖超，最终将邓颖超安全送抵苏区。
《湘桥区域革命斗争史》一书中展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苏仕日翻拍
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同志在国共合作破裂之前，都曾经在潮汕地区进行公开的革命工作。为了确保安全，他们更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变换装扮。据统计，1930年到1933年党中央领导机关转移期间，共有200多位领导干部经过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
文献资料提到，据李沛群回忆，“1931年底，周恩来同志和肖桂昌同志……第二天，坐潮汕火车到潮安。当时，周恩来同志商人打扮……他们在潮安吃过午饭，乘下午二时开往大埔的电船。”而据时任香港华南交通站负责人饶卫华回忆，“周恩来同志进入苏区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的十二月左右，他是直接由上海来到汕头，再往大埔至永定的。当时总理化装成一位基督教的牧师，穿了牧师的服装，带上十字架，留大胡子，戴眼镜。”
“这应是周恩来同志根据路段的不同进行变换装扮。”刘瑞瑾分析道，“上海、香港、汕头是当时的大城市，潮州至大埔是从城市到山区，所以潮州是来往的干部和交通员变换装扮最合适的‘化装处’。”
“中央秘密交通线潮州路段，无论是韩江水路，还是潮汕铁路，或是辅线陆路，纵横驰骋，运作自如，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从上海党中央所在地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重要通道，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转移和保存一大批党和红军的精英。”陈立佳认为，这是潮州人民对中央苏区和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来源：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