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文化大学堂｜潮籍北大教授陈平原推荐了这三本书，你看过吗？

6月10日，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回到故乡潮州，登上潮州文化大学堂，作《阅读与生命的痕迹——故乡、食物与记忆》文化讲演。以下整理自陈平原老师的演讲。

有机会回潮州演讲，每回我都会认真准备，今天讲的题目是“阅读与生命的痕迹”。其实面向公众发言，既希望洞幽烛微，又必须举重若轻，将“读书”这件事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说得比较透彻且有趣，其实不太容易。

每年4月23日读书节前后，都被邀请讲“阅读”，从宗旨、方法、技艺到效应等。就全民扫盲、全民教育、终身学习这些再三被提倡的话题，我会举双手赞成，但是全民阅读实践本身其实不太容易。我对“标准化”的提法颇为迟疑，特别担心变成另外一种考级，加重中小学生的负担。在我看来，阅读是个人行为，自主性与多样化原本是天经地义。此外，受政治、经济、文化、性别、种族、宗教等因素，个人兴趣与理解力可谓天差地别；制定标准时，如何兼顾差异，防止变成另外一种僵硬的规定，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关于公众读书，其实我出版过三本书：《书里书外》《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读书是件好玩的事》，这三本书至今都修订重版了。若要我推荐一篇，我愿意推荐这篇《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关注读书的几个方面：第一，自古艰难“劝学文”，历朝历代从上至下都会强调读书，但劝人读书不容易；第二，读书的专业化和业余性如何协调？第三，读书必须“有问题”且“讲趣味”；第四，“目迷五色”说开卷；开卷不一定有益，如何让开卷变得有益处，其实是需要论述的；第五，读书是网络时代的“压舱石”；第六，读书本是平常事。今天专门为读书设立一个节日，其实说明背后有不得已之处，意味着读书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做的事情。

结合生命经验，才能透彻理解书籍

10多年前，讲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时，我特别强调，应将人生忧患和书本知识相勾连；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曾经一帆风顺的这一代人，突然之间面临困境，如何应付危机，走出困境？20年前的SARS让我们有所警惕，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更让我们直面生命的脆弱以及人生的艰难。

当初我也读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读曹丕的《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当初读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可是经历疫情，对这些话会有深一层的理解。读书必须跟生命经验相结合才有效果，才可能深入而透彻地理解，纸上谈兵不够，老师们传授也不够，融入生命体会，读书才有意义。

疫情防控期间，在大学、研究所工作的人会发现，生产力大幅度提升；各杂志社投稿迅速增加。最初的惊慌失措过去以后，很多人不能出门，反而居家好好读书、写作。

这幅照片（陈老师用手机直播上网课）我特别得意。2020年2月份，北大决定停课不停学，老师们通过网络照常上课。年轻教师好办，老教师一夜之间必须学会上网课。我打电话让学生教我，知道怎么用企业微信给学生讲课。对着一部手机讲两个小时的课谈何容易！以前讲课有大纲就行。为了面对手机讲课不出问题，我就想了个办法，把讲稿写下来。后来，我干脆把讲稿写成论文，于是一个学期下来我就完成了《小说史学面面观》这本书。

通过记笔记，跟古人以及过去的自己对话

苏东坡有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凡有阅读，必留痕迹。所谓“痕迹”，既可以体现在学业进展、工作成绩方面，也会反映在相貌上。黄庭坚有妙语：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读书留下的痕迹，一时一刻体现不出来，久而久之确实能看出变化。

阅读记录了精神的成长，精神的成长是有印记的，笔记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钱锺书先生家里书很少，据说看完就丢，但他用笔记的形式把它保存下来了。我们的笔记将来可能会转化为我们的著述，然后再经过一番沉淀，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思考和表达。

记笔记的方式因人而异。老一辈文史专业学者有做卡片的习惯，归类整理，便于将来做研究。我会记一些简短的句子，什么话题在什么地方，第几页有这个东西；注上出处，便于索引，希望在茫茫书海里，建立一个路标。做笔记最有意义的，其实是保存当时的阅读感受，因那一瞬间的感受，很容易忘记。而且，年纪大了，会发现一个问题，读的书多了以后经常搞混，找不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会记下自己的感受。好做笔记的人，会养成一个习惯，一半是今天记的，另外一半还空着。若干年后，重新看当年的笔记，再记录下新的感受，用这样重重叠叠的办法跟古人对话，跟过去的自己对话，思想不由自主地往前推进。

《朝花夕拾》《伦敦杂记》《书读完了》三本书值得一读

如果要向普通读者推荐关于读书的书籍，我会推荐3本现当代人写的书，鲁迅的《朝花夕拾》、朱自清的《伦敦杂记》、金克木的《书读完了》。

《书读完了》2007年出版，读者可从中看到，老一辈的学者懂得读根本性的书。陈寅恪和夏曾佑聊天。夏曾佑说，你懂外文很好，还有很多书好读，我已经没什么好读的了！陈寅恪想不出来为何这位老一辈的学者会说书读完了。金克木提出，中国关键性的书就那么一些，其他书是开发、延展。读书人要学会读关键性的书，以这样的标准看，书是有限的。中国今天大概每年出版15万册新书，永远读不完，而且读完也没有意义。

《伦敦杂记》1936年出版，读者可从中认识到，阅读、观察、思考、写作是结合在一起的。1932年，朱自清趁学校放假，到欧洲旅行、学习。朱自清一边走，一边观察记录，一边写作。我想告诉年轻一辈，写作是一个很好的阅读提升的过程。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情，但只要写作，你就必须思考、观察。

《朝花夕拾》1928年出版，读者可以看到故乡、食物、记忆的关系。该书小引有一段话：“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也时时反顾。”对于鲁迅来说，“思乡的蛊惑”某种意义上还包括《故乡》《社戏》《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杂文小说，里面都有他的故乡绍兴的影子。另外，鲁迅早年还整理乡邦文献。他并非文献整理的专家，但在他生命的各个阶段，学术传统和文化关怀都或明或暗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