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龟文化（下）——几点思考

连岛石干爸 连岛文化站杨光藩 摄 （转引自刘兆元《中国龟文化》）

龟蒙受了近八百年的不白之冤。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为此，笔者禁不住作了几点思考。

一.自元、明代开始，龟成为国人世俗观念中忌讳之物、揶揄和嘲弄的对象。这是现今中国人很普遍的心理现象。正像为《中国龟文化》作序的姜彬先生所说的那样：“去泰国访问时，带来一批铜铸的钥匙圈，圈底用链条挂着一只小型的大象和彩龟制品。大象很快作为礼物分送给朋友们了，彩龟却迟迟不敢送人，特别是年轻人，惟恐触人家霉头。”“但在我们的一些邻国，它却还保留着原来的含义，例如在日本，龟仍然是一种吉祥物，是长寿的象征（该书作者刘兆元在《小引》中说：“如果某人被说成‘像龟’、‘是龟’或‘龟头’，就意味着是对他的一种美好祝愿；倘若说成是‘龟子’‘龟孙’‘龟种’，那则更加引为荣耀，示明他是出身名门贵族，其后代子孙也必不凡。”）……借日本学术界的话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中。”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国龟文化的研究同样如此。所以，我们要从我国的文献和当今世人的现实生活中弄清楚龟文化的发展、演变的线索之外，还要把学术视野放大，搜集亚洲一些国家的材料来比较研究。以下以日本为例：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遣徐市（福）发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福率队伍东渡日本。是中日两国经济、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在传播中国的农耕、蚕桑、医药等文化的同时，亦一定会将自身的信仰文化传给日本先民。因龟属水，色黑，从六（阴），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为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可见，秦始皇是崇龟的。而徐福是东夷人的后裔，他本人亦就是龟崇拜的传人，因此，龟文化之传入日本，是很自然的事。

此后，东汉献帝的玄孙刘阿知，为避战乱，于西晋太康十年（289）率亲族2040人又一次东渡日本。当年日本列岛还处于原始公社制晚期，这支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质的汉室后裔，族中频频出现立大功、做大官的人，以“原田”为姓，逐步发展成为日本的大家族之一。

此后，约在我国西晋时代，日本大和（今奈良）的一个部落，统一了列岛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大和国”，派遣了使节，约于隋仁寿四年（604）回国，带回了《史记》等文献，立即被列为宫廷的历史教科书。女国王推古的儿子圣德太子，在学《史记》的热潮中受到启发，认为称国王为“太君”、“大王”很不合适，学秦始皇称“皇帝”的做法，从此，日本国开始有了“天皇”的名称（参见《渊鉴类函》卷231）又，北魏孝明帝以“神龟”作为年号，元正天皇学他的样，以“神龟”、“灵龟”称自己的年号。光仁天皇后的国君又将“宝龟”、“文龟”、“元龟”等《史记》记载的名龟作年号，比北魏孝明帝以“神龟”作唯一的年号还多得多。及至唐代，仅“遣唐使”便派出了十九次（每次达一、二千余人）、历260年。他们回国后不断向天皇奏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出现了“唯唐是学”之热。女天皇元正（715-724）在位期间，还仿照《史记》，用汉文编写了《日本书纪》，开创了日本史学的先河。（参见《日中文化交流史》、《历史大观园》）而鉴真和尚于天宝十二年（753）历十三年、遭五次失败，应邀东渡日本，允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唐宋时是龟崇拜趋于完善的朝代，（宋代略）因此言中日文化交流史，自然离不开龟文化。

《明史·外国三·日本》载：“宋以前皆通中国，朝贡不绝，事具前史。惟元世祖（忽必烈）数遣使赵良弼招之不至，乃命忻都、范文虎等帅舟师十万征之，至五龙山遭暴风，军尽没。后屡招不至，终元世未相通也。”文化交流的主渠道是官方或民间的相互交往中进行的，整个元代“未相通也”，又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呢？

上揭书又载：“先是，（宰相）胡惟庸谋逆，欲藉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林）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遥率兵卒四百馀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朱元璋）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林）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这是明代中日关系恶化之起始。另一方面，在元末明初，恰逢日本的南北战争刚结束，一些失败的武士流落为海盗，后来其目标转向了中国，史称“倭寇”。特别是嘉靖朝前后，几乎年年月月，都有倭寇犯边。上揭书载：“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

进入满清时代，为防倭、防占据台湾的郑成功，清初立令沿海50里“迁界”，实行“禁海”政策，于康熙后期方解禁。进入清末民初，日本已发展成军国帝国主义阶段，中日关系史更是血泪斑斑。

由于历史原因，亚洲的“中国文化圈”，各国都有不同的国情。以日本为例，自元代以后，基本处于“断交”的态势，没受到龟声誉败坏期的影响，故在有关中国龟文化的研究中，一定要将学术视野拓展，以达到更全面、更公正成熟的目标。

二是清初虽有“迁界、复界”之旨，行“坚壁清野”之实，但于龟文化之崇拜，有所回升。至今满族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当年清军入关时，遇到一条大河阻挡，一个贝勒为大军停滞不前，连杀了两个儿子也过不了河。后来龟为避免更多的人死于非命，搭起一座龟桥，使大军得渡河，取得天下。民间传说当然代替不了史实，但通过这个传说，说明清廷对龟还是有好感的。亦许是接受了辽、金、元等朝代的教训，利用传统文化的心理、借以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康熙四十九年（1710）出版的类书《渊鉴类函》更表明清廷对龟的态度。康熙帝玄烨亲力亲为地为该书写了《御制<渊鉴类函>序》，书由大学士张英、刑部尚书王士祯等纂修，仅“鳞介部四·龟”就占了440一卷，计分五部分，搜罗正史、野史、地志、诗赋等，胪列甚详，共万馀字（包括注释），可谓古今有关龟文献之大全。

尽管清廷对历代有关龟文化作了潜心整理，但经过长年的“麻醉”，世人习惯成自然，贬龟、厌龟、忌讳龟的心态，除有“良知者”之外，丝毫亦改变不了。

三是龟崇拜的观念，不绝如缕。尤其是在民俗领域，更得到完美地体现。福建的漳州地区，至今仍有崇龟之俗。人们在51岁起，每十年都要在生日当天作一次庆贺，称“作龟寿”或“作龟”。每一次都要用糯米粉以“龟印”印成粿品（后辐射至台湾和东南亚国家。潮州亦有红龟粿，闽南语系“龟”的发音与“贵”相谐，龟被当成“福、禄、寿、财”的吉祥物）。台湾各地的庙会，都要举行“龟祭”。（祭品除集体制作的大龟外，信众奉献的无数小龟摆在神案上，简直就是一次龟的展览、制龟技艺的竞赛。1969年元宵节台湾永镇村的龟祭，按每户十台斤糯米饭筹集，全村205户，共集2050台斤糯米饭，累积成一只糯米龟，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工制作的食品。）

1941年，经济学、人口学家的马寅初先生尚在狱中，重庆大学的师生自动集会，为马老庆贺六十大寿。当年在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送来寿联，联曰：“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用北周·廋信《小园赋》典，谓汉·丁令威成仙后思归故土）；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用《史记·龟策列传》“南方有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馀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典）。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对马老横加政治迫害，使其无法归家的极大愤慨；同时表明了对马老长寿的良好祝愿，堪称寿联典范。

1961年8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逝世。生前曾立下遗嘱：把一块大青石头打磨成大乌龟作为自己的坟墓，以投身于龟腹为荣。（参见1989.11.29《解放日报》）

时至今日，江苏连云港市连岛的一个小山头上，在潮水临界处有一独立巨石成龟形，据传，从上古到上世纪40年代，几乎岛上所有的男孩，都拜此龟为“石干爸”（见图），当男婴满月后，都由父母抱到石龟前，摆上香案祭品，磕三个头敬祭，拜它为干爸爸，保佑孩子终身平安。每年的端午、中秋、冬节、春节“四大节”，特别是结婚前烧香磕头，表示孝心，请石干爸喝喜酒，保佑早生贵子。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四千多年是崇龟的，自元、明以后的八百多年，中国的龟文化遭受了扭曲期、声誉败坏期。但崇龟的观念与闻龟生厌的心理并行不悖。因此，要振兴中华传统文化（包括龟文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传统，亟待落实、提高。

（参见刘兆元《中国龟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0）

曾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