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陈福洋）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都想依靠相关职能部门或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维权路上的种种障碍和维权成本高正在成为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令不少农民工望而却步。也正因为如此，一些农民工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维权难，正在成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一个沉重的课题。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在所有的维权案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劳动关系难以界定。例如，今年初，一名农民工在市区西湖畔一处大型户外广告牌作业时不慎跌落造成工伤，由于“老板”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签订劳动书面合同，而广告牌的所有者却是市区某广告公司，据了解，该公司并不具备相关的施工资格，对于这样的“雇佣”关系，一旦发生工资纠纷或工伤事故，劳动关系难以界定，这也给农民工维权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为此，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关人员提醒广大劳动者，在工作之前一定要与用人单位签订合法的书面合同。
在农民工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后，维权成本高又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据了解，农民工在工资被拖欠以后，一般都是先与用人单位协商，多次找用人单位老板或者包工头，这当然要支付交通费、住宿费和餐饮费。即使不算这笔费用，单就农民工依法维权，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向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强制执行，如果完成全部程序，农民工也要支付一笔不小的经济成本。
在维权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农民工维权的时间成本 。据专业人士介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或发生工伤之后，往往都要花出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找用人单位的老板协商，请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和依法给予赔偿。在此期间，一些用人单位不会直接拒绝支付工资或拒绝赔偿，而是想办法拖延、推脱。农民工出于对依法维权时间漫长、花费较多、钱少不值得、举报了也没人会管、没有任何证据等方面的顾虑，以及对用人单位及其老板承诺的信任，也不想立即诉诸法律，而是对用人单位老板的承诺心存幻想，一等再等，甚至通过缠住老板不放等方式来追讨工资和赔偿，这样的维权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往往也是十分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