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剧史》序□梁卫群

不记得是哪年开始，就与林淳钧老师认识了；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成为林老师家的常客。去得勤的缘故，自然是每次的晤面，总能解答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有些有意思的话题引发谈兴。这期间，老师不只一次提到，年青人，要有这样的使命感，把潮剧史写出来。有时是对我说，有时是对在座的人说。并表示，他可以把他多年收集的资料都拿出来支持这个工作。因为说的次数多，并且语气郑重，尤其深刻。

这样浩大的工程，以我的学力和认识，是断乎扛不来。然而，老师的殷切甚至焦虑，我是感知到的。

有一次，老师告诉我，他给吴国钦老师说动了，准备一起写潮剧史。

这消息让人欢欣！

国钦老师是淳钧老师的师弟，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都曾师从王起（季思）教授，淳钧老师走出校门后一直从事潮剧工作，国钦老师留校，两人以不同的方式承传着恩师的衣钵。无疑的，他们二位是做这件事的最佳人选，而且联手来做，简直奢华！潮剧有幸！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这项工作背后巨大的工作量，他们一位76，一位80了。而且客观存在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说，他们一位居穗，一位在汕，虽说现在的通讯很发达了，但诸多现代通讯工具他们是用不上的，因为他们都不上电脑。打电话是免不了的。但淳钧老师听力不好，打电话很有负担。

我知道他们的交流方式是古老的鱼雁传书，还有现代的物流快递。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内容了，就寄给对方，这样，一方面彼此了解行文方式和观点，并掌握对方的工作进度，更少不了的是，帮对方把把关，必要时还提笔改动。从2011下半年决定写作到2014年下半年，计有两年多时间，他们用这种方式，完成了50万字的书稿。他们的写作，非常传统，每一个字都是用笔在稿纸上写出来的，去淳钧老师家的时候，常见到他临窗伏案的身影。

这期间，吴国钦老师来汕头多次，不论多忙，必得抽出一些完整的时间来跟淳钧老师会晤。

我参加过他们的交谈。有时是意兴盎然的畅叙，互相补充彼此的观点。说到酣畅之处，不亦快哉。淳钧老师说，他已经想好了，要用戏神田元帅的图片放在《潮剧史》的第一张位置，这张图片是潮剧的身世佐证，可以证明潮剧来源于南戏。我仍记得他那种成竹在胸的样子，有平时很少见的昂扬。他尤其称赞国钦老师那章关于明代几种戏文的文章写得好！当然，在交流之中，碰撞是更多的。

我认为这种碰撞尤其珍重。合作固然有分担，但合作也是给自己找麻烦。单独执笔，作者的话语权当然更足，两个人合作，便有限制。难得的是，他们的不苟且和不轻易的迁就。

两人在这方面都是老专家了，对问题的认识已有一定的深度。他们难得的一次见面，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是带着疑问甚至异议来的，这些问题在工作开展之后屡有遭遇，不解答它们，它们便是绊脚石。在这样一项高度协作的工程里，充足的沟通是多么重要！

有的可以愉快地接受，比如，国钦老师提出述史里要看到人物，凸显人物，后来下编的章节里，淳钧老师据此作了调整和补充，并且也听从吴老师的意见在标题里以人物入题。也有的是已有了坚定的看法，不想改。怎么办呢？毕竟老朋友了，久久地才见一面，认真顶起来不好意思。于是，■格不入时有时会把眼光落在我身上，话语里有征询之意，三人在场，易于进退，免得一子下就逼到对方。所以，我没见识不要紧，会和稀泥就可以。

分歧明晰了，怎么尽量地归拢，这是最艰巨的。至于资料如何互通有无，包括行文，分工上，国钦老师负责上编，淳钧老师负责下编，但有的章节，谁自认更有把握，也不客气地揽过来。

尽管尽量归拢，但“分歧”还是在的。两位老师各有风格，淳钧老师严谨中透着循规蹈矩和原则，他更强调资料文献价值；国钦老师则没那么严肃，他的行文相对活泼，在记史的同时，还倾向可读，更注重读者层面的开阔。但读者可放心，他们的文稿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淳钧老师对我说，这部《潮剧史》，他们任一位独自操刀，都比不上他们一起的合作。我想是的。这样两个行家的执笔，多了一个人的视野和角度，在选取材料、月旦人物及把握潮剧史宏观的走向的判断上，更全面，更客观，也更接近事实。

两位老师让我给这部书写篇前言，既是两位前辈坚持，就说点参与这个过程的见闻和感受，作为一点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