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在潮州的传播（四）

薛大行侃公像

随着“阳明学”在潮州的广泛传播，必然会对潮州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以“四民异业而同道”、“满街都是圣人”二说尤为显著。

王阳明在嘉靖四年乙酉（1525年，即他去世前三年）为商人方麟（节庵）所写的《节庵方公墓表》中说：

苏之昆山有节庵方公麟者，始为士，业举子。已而弃去，从其妻家朱氏居。朱故业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从商乎？”翁笑曰：“子乌知士之不为商，而商之不为士乎？”……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传习录拾遗》第14条亦记载了阳明先生在回答弟子“以治生为首务”的问题时说的话：

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

以上所引之文章，可谓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划时代之文献。十六世纪已是商人十分活跃的时代，“阳明学”在向社会下层渗透的过程中，商人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关键之一。“士”是否可从事商业活动？王阳明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他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说：“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可见“尽心”份量之重）也就是说，在“道”的面前，士、农、工、商完全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复有高下之分。商贾若“尽心”于其所业，即同是为“圣人之学”，决不会比“士”低。“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等观点之形成，从根本上说，是时代风气使然。据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载：“（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紬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紬纱。”可见明初商贾地位之低，而到了王阳明时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已足以与士人相抗衡。古文家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表序》谓：“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程氏）子孙繁衍……并于读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新安商人的代言人汪道昆（1525-1593）谓：“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太函集》卷55）……

延至明、清，“不儒则贾”的世风日炽。崇祯本二刻《拍案惊案》卷37谓:“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者。”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的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重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雍正硃批则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朕所悉知，习俗殊可笑。”（见《雍正硃批谕旨》47册。以上均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世风如此，连皇帝老子亦无奈他何。其深层原因应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儒者为学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读书”，前者比后者还要来得迫切，读书人必须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才能奉养父母兄弟妻子，此乃“身内之事”，决不可责之他人。

潮州是“阳明学”传播基地，即“以倡明斯道，汲引后学为急务”（王渐逵《中离先生墓志铭》语）的薛侃而言。他亲炙阳明先生芳徽，亦不讳言商贾。在《漫书自警》诗中说：“贾工时贸易，农稼亦已穑。士者竟奚为，漫尔度朝夕。”诗题为“自警”，“警”什么？看到工农商贾，勤于治生，而“士”却虚度光阴，因此而作诗自警。在为“奇伟之士”王汝止写的《逸民记》中，他写道：“王子，吾友也。初贾于齐晋之墟，闻童子诵《鲁论》之次章（按：《鲁论》是汉代今文本《论语》之一。次章系《为政》篇，是篇多言“孝养”之事），竦然省曰：‘其为人也宜尔哉！奚逐逐而违养也乎？’归事二亲，以其所殖与其兄共之。”王汝止是“先贾后儒”，而薛侃誉为“古之逸民”且引以为友。而更直接表明他心迹的是《与诸子弟书》，他在肯定“治生之道，人所不免”之后，又说：

他如外氏有殖，炉山有营、亦于公无碍，于人有益，未尝不可对人言者也。

“外氏”指外祖父母家。“殖”指货殖，经商。“炉”通“垆”，“炉（垆）山”，是古时酒店里安放酒瓮的炉形土台。这段话的意思是：外祖父做过经营酒店的商贾，但“于公无碍，于人有益”，完全不用遮遮掩掩、“未尝不可对人言者也。”坦诚的态度，表明他十分赞同阳明先生“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

从宋至明清，社会人士对士与商的看法确已不同。明、清的社会价值系统之所以发生了如此深刻、微妙的内在变化，其原因有二点值得注意：一是中国的人口总数从明初到十九世纪增加了好几倍，而举人、进士的录取名额却并未相应地成比例增加（明代276年共录取进士24594名，清代267年共取进士26747人，增加幅度微不足道），科举的“独木桥”越来越难走。二是明清商人的成功对于士阶层亦是一种极大的诱惑。明清的捐纳制度又为商人开启了入仕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得到官品和功名，在地方上成为有势力的绅商。照样可以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因而“弃儒从商”的现象层出不穷，且年代越后人数越多，全国如此，僻处“省尾国角”的潮州同样如此。

据光绪《海阳县志·选举表》统计，明代海阳县有进士83名，到清代只有进士45名，下降了几近一半。明代有举人464人，清代290人，减少了174人。而且清代进士多集中在“康乾盛世”，嘉庆以后只有进士5名（包括本是台湾人，后附籍海阳的丘逢甲）。这个数字表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中的“新四民论”和“满街都是圣人”论，已逐步深入民间，成为潮州社会新的价值判断观念。士子们“先下海”经商，致富后再捐官以提高社会地位，亦成为一种新的“光耀门庭”的模式。这亦就是城乡到处都是“大夫第”、“儒林第”等门匾丛集的原因。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韩愈《鳄鱼文》句）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相融合”，是潮州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早在1400多年前，《隋书》已有潮人到达硫求（今台湾）从事贸易的记载，可见潮人早存对外拓殖之基因。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更兴起了一波波的对外移民之浪潮，至今形成了一个海外潮人社会，而广为流传的“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潮人是东方犹太人”等口头语，亦可谓事有其因，理有必然。

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的论说，亦促使了士商关系的新变化，即商向士的靠拢。明智的商人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士人如何运用他们从儒家教育中所得来的知识以治理国家，商人便运用同样的知识来经营他们的商业。一些传统儒家道德观念，诸如忠、义、仁、勇、恭、谅、诚、信等等，内化为潮州商帮的文化精神与指导行为的准则，从而构建了以“儒商”为特色的“为商之道”。

特殊的情况下，亦催生了一批身兼“士商”即士而商、商而士的“两栖型”人物。其中的代表允称苏州潮州会馆主馆、潮阳进士马登云。据现藏苏州博物馆的《潮州会馆记》所载：“潮州会馆创于金陵（南京），国初始建于苏郡北濠，基址未广，康熙四十七年乃迁上塘之通衢。”（是知潮州会馆创建于明末之南京，清初方迁苏州）该《记·后序》曰：“云（马登云自称）籍隶潮阳，壬辰（乾隆三十七年，1772）科叨幸登第，殿试后，以铨选有待，暂归故里。辛丑（乾隆四十六年，1781）冬，适届（会馆）董事更代之期，同邑诸君具书币请余，余自念材识粗疏，恐弗克赝斯席，敬谢不敏。重以公议佥同，再三敦促就道，不得已而应命。及来兹土，瞬息三秋。”可见，马登云考中进士后，近十年无意仕途，而应“同邑诸君”坚请，出任潮州会馆主馆（相当于今之董事长），且一任三年。继任者澄海人姚振宗在《潮州会馆记·后跋》中说：“吾潮会馆之设，由来久矣。然历年既多，不无流弊。辛丑冬延请汉阶（登云之字）马老先生主馆，凡契券参差，规条紊淆，无不恢复整顿，今已三载矣。”从这个特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潮州社会士、商之间的融合，到清代中期以后，竟如此地默契。如再溯其源，又不能不说：由于“阳明学”中“四民异业而同道”“满街都是圣人”等论点在潮州的广泛传播，日久而深入民心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陈椰《薛侃集》；周昭京《潮州会馆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