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先生二三事

□ 王维元

我十五六岁那年，与黄冈镇的几位知识青年一起下乡到饶平苗圃农场。回想起来总觉得好笑，那时顶多只是初中文化，为什么很时髦的冠以“知识青年”。

饶平苗圃农场在浮滨公路旁的山腰上，是当年张竞生所创办，苗圃场有一块不大的横匾，上书《国营饶平苗圃场》，应为张竞生博士手泽。

苗圃场留有张竞生用过的一根红木拐杖，很精致，外观像三十年代绅士用的文明棍。把头有个开关，按下去抽出来，里面藏有一细长锋利的剑。

圃场种有不少当年博士引进的奇珍异果。场部前面的山坡种有几棵橡胶树，每年都有上面来的植物专家前来调查咨询橡胶树的生长情况。在场部的另一个山坡上种有一丘山东梨，都变了种，变成了当地土梨的样子，也没有山东梨那么好吃。

当年苗圃场有一位姓张的老场员，与张博士同乡，少年时与张竞生先生小学同学，我们好奇地问他，张竞生博士当年读书有多优秀？他摸摸头说，那时年纪太小，不怎么清楚，只知道他的作文老师从来没改过，都是满分，有时还加分贴堂示范。

张竞生先生从省城回饶平后，曾住在县城黄冈丁未路，经常到丁未路与清华路转角处的“新华书店”看书，在那里常常可以遇到他，有一次我便在那里遇见了先生，他正在看书，一本叫“吉宏诺娃”写的《园林学》的译本。我那时懵懂少年，无所顾忌地跟他聊了起来，他意兴正浓拿起译本用法语朗读起来。那时无论从哪方面讲，与先生的距离太大了，法浯更是一窍不通，我傻乎乎地听着，说：先生，你读的我一点都听不懂，你读错了我也不知道，先生恍然哈哈一笑，连说：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跟张博士谈话的人极少，先生能跟一个不辨菽麦一无所知的少年毫无讳忌的谈话，应该也是很快乐的事。有一天，我在中山路的邮电局遇到先生去寄信，记得信封用毛笔写着：北京外交部陈毅外长亲启，左下署饶平张竞生，墨好像磨的不黑，字迹有点淡，我对先生说，收信人和寄信人都没有详细地址，这信能寄到吗？先生回答说，能，一定能。

那个年代像张竞生博士这样的人物，少不了受批判之类的事，但当时饶平的老百姓还是给了他很大的面子，都觉得他毕竟是遛过洋的博士，是乡贤，只是走走过场，搞个形式而已，有一次黄冈镇一个社区批斗他时，有人说他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辩解说：我是国民党，但不是残渣余孽，我参加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更不是汪精卫的国民党。

张竞生先生说，年轻时总觉得国体有许多毛病，满脑子都是想救中国，文化、政治、科学、工业、农业、甚至生育，都是想如何救国。

几位老人在中山路见到先生便问起先生在北大当教授时的一些见闻，先生说，北大当时集中了中国当时的很多精英人才，特别提到胡适，夸他风度翩翩，才华出众，谦谦君子。

先生看的书可能都很僻，有时要请服务员找梯子爬到书架高处去拿下来，因为一般不热销不流行的书都放在较高的或较僻的位置。

回忆起来，印象中的张竞生先生举止言谈不紧不慢。身着一套料子不错但已褪了色的服装，纽扣整齐，帽沿下隐藏着一双深邃的眼睛。后来听说先生因战备疏散去饶平樟溪厂埔村，在那里孤独终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