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潮州优秀传统文化特质，推动干部思想大解放、作风再优化！

第二十六期“潮智汇”潮州文化沙龙现场

潮州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潮州历史文化对干部思想作风有何影响？日前，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潮州日报社承办的“潮智汇”潮州文化沙龙第26期“潮州文化与干部思想作风”在金山书院开讲。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深入发掘潮州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结合当前我市发展目标任务，共同探讨如何推动思想大解放、作风再优化，进一步提振干部群众敢于担当、勇于探索、积极进取、攻坚克难的“精气神”，推进潮州文化强市建设，打好“三大战役”。

陈耿之（市关工委主任、市政协原副主席）：

解放思想是打好 “干部思想作风转变”战役的关键

潮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潮州文化，必须由表及里研究文化现象、挖掘文化内涵、弘扬文化精神。要研究林大钦现象，弘扬崇文重教、敢为人先的状元文化；要研究陈尧佐现象，弘扬勤政务实、感恩奉献的执政文化；要研究百窑村现象，弘扬兼容开放、开拓创新的创业文化。我认为，研究潮州文化，必须提炼潮州文化精神，既要概括出整体的潮州文化精神，又要提炼出具体的潮州文化特质。

如何提振广大干部群众敢于担当、勇于探索、积极进取、攻坚克难的“抢争拼斗”精气神？我认为，打好“干部思想作风转变”战役的关键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认识到解放思想无止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要有创新精神，只有勇于创新才能不断解放思想。

弘扬“红头船”精神有利于推动我们干部作风的转变。我认为，“红头船”的精神内核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拓展性、文化上的兼容性、思维上的创新性、乡愁上的一维性，也可以概括为：“拓展、兼容、创新、一维”。“红头船”精神是纽带，使广大侨胞保留浓浓的乡情，我们要把这种优势呵护好和发掘好，让侨胞有更多机会助力家乡建设，共同为把潮州建设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市和世界潮人精神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些精神特质的弘扬，有助于我市的干部队伍解放思想、转变作风。弘扬“红头船”精神的关键是“知行合一”。我认为弘扬“红头船”精神可从王阳明“心学”中汲取智慧——破除“心中贼”“致良知”“事上练”“知行合一”。

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打造典雅美丽的“山水宋城”。为了贯彻落实关于打造“山水宋城”的目标，必须进一步弘扬文天祥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建议分别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入手，为“山水宋城”增加文天祥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在硬件建设上，建议在凤凰山建立文天祥主题公园，使主题公园成为我市的爱国主义基地，让人民群众在爱国、敬业的浩然正气氛围中增添正能量。同时，拓展“山水宋城”的外延，丰富凤凰山的旅游资源，提升凤凰山的旅游品位。在软件建设上，要在潮州文化中注入文天祥爱国主义精神，使潮州干部群众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我建议，要继承和弘扬好文天祥忠诚爱国、舍生取义的精神；要继承和弘扬好文天祥勇毅担当、不屈不挠的精神；要继承和弘扬文天祥仁爱孝悌、正气传家的精神。

吴构松（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弘扬潮州文化特质 破除“一多两少”思想倾向

当前，我市干部队伍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多两少”的不良思想倾向。“一多”指自满多，一些同志习惯纵向比较，自己跟自己比，易滋生小富即安、安于现状的思想，缺少向先进地区学习的动力。“两少”指自信少、自励少，对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经济赶超缺乏信心；对困难找外部原因较多，找自身原因较少；有些同志缺乏自励，缺少实干苦干的精气神。

那么，潮州文化的优秀特质对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有何启发？潮州文化以中原文化为底色，坚守儒家入世进取价值观，语言、饮食、礼俗、工艺等保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我认为，传承弘扬潮州文化蕴含的优秀特质，对加强干部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大有裨益。

一是开拓创新。潮人向海而生、域外拓殖、跨境贸易的行为，造就了潮人开放兼容的气质、守正而不泥古的性格。潮人在生活、文化等层面表现出对未知的探索精神，对传统的扬弃和创新的内生动力。在潮州的红色文化中，黄冈丁未革命、国民革命军东征、茂芝会议、“七日红”、秘密交通线等历史，饱含革命、革新的文化因子。这些都是新时代潮州干部队伍建设所需的宝贵文化精神财富。

二是崇尚精致。我们要做好“精”的文章，在五个方面彰显精致精细、追求卓越的文化特质和品格——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涵养潮州制造业；以精美绝伦作为潮州工艺产品的共同价值；以精致高雅作为潮州古城的文化气质；以精细严谨作为管理、服务工作的基本遵循；以励精图治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品质和争先创优的实际行动。

三是感恩图报。潮州文化中蕴涵丰富的感恩图报因子。明清至民国年间，迫于生计“过番”拓殖谋生的潮人，宁可饿肚子也要寄钱回老家，无数“番批”演绎了万千情系故土、孝尊爱妻怜子的动人故事。潮人感恩祖先、故土的最突出的行动是建祠堂，潮汕地区几乎村村有祠堂，大的村落中祠堂甚至多达数十个、上百个。改革开放后，旅外乡亲和本土贤达捐资建设学校、医院、道路、安居房等公益工程蔚为风尚。

今天，我们谈感恩图报，就是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切实解放思想，坚决冲破禁锢，起而行之，实干苦干，攻坚克难，以潮州经济社会的赶超跨越发展，回报总书记山高水长的深情厚爱。

在建设文化强市和转变干部思想作风双重语境下，既要做好潮州优秀文化研究、传承、传播，更要在干部队伍中开展学习、讨论，引导大家从潮州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力量，正视差距，提振信心，敢于担当，勇于挑战，顽强拼搏，齐心协力把市第十五次党代会描绘的蓝图变成现实。

姜振逵（韩山师范学院博士、副教授）：

秉持“红头船”精神 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明清之际，潮州地区人口日益增多，土地承载力有限，纯农业发展遇到瓶颈，人民生存日益艰难，大量民众出海谋生，成为侨民。据相关资料记载，自18世纪后期到辛亥革命前，从樟林、汕头港出洋人数达到400万之众。在那个年代，远涉重洋需要勇气与挑战未知的魄力，这也铸就了潮汕人敢闯敢拼的特质。

潮汕先民立足海外他乡后，凭借着聪明智慧与吃苦耐劳的性格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千千万万封侨批除了对家人、家乡的经济支持外，也承载了对故乡发展的希望。侨民成为故乡与他乡之间交流的重要桥梁，他们将南洋、西洋文化与本地文化进行融合，不断吐故纳新，创造出独特的侨乡文化，促进了潮汕地区的发展。

从宏观历史发展脉络而言，潮州文化经历了汉代、唐宋和近代以来三大发展时期，具有宗族性和侨乡性两种基质。宗族性是在古代特定社会文化与发展环境下形成，在促进内部稳定团结的同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在潮州社会中能较为清晰看到，因血缘、地缘所形成的亲疏关系影响着社会关系，普遍的标准和制度因对方与自己的关系而不断发生变化。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族文化具有“小富即安”的观念，成为制约个人与社会前进的思想藩篱。

具有海洋外向性的侨乡是依靠无数敢闯敢拼，乐于接纳新生事物和其他文化的华侨华人使其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这些华侨既有“穷则独善其身”的自省，又有“达则兼济天下”情怀，郑智勇、高绳芝等都有为地方民众谋福祉的担当和社会责任感。在近代的革命中，他们为民族的自救勇于毁家纾难，为国捐钱捐物，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有更宽阔的视野，更大的魄力开启新征程。潮州的发展也处于历史关键节点，抓住机遇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我们的物质生活获得很大提升，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但我们不能停留在物质和心理舒适区沾沾自喜，应该做到内观自省，继续秉持“红头船”精神，以开放的心胸去开拓创新，不断进取。

唐学武（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不忘“为民”初心 勤政廉政惠福百姓

潮州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治潮官员为潮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都作出了不同贡献。在众多官员中，有那么几位是潮州人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唐代的韩愈因“谏迎佛骨”事件，被贬来潮，但他不因个人被贬而消极怠政，反而莅潮后为民办好几件好事实事急事——驱鳄、释奴、发展农桑、兴学育才。宋代的郑伸筑太平桥、建官街，顺势发展，使当年潮州建设水平无异于中州。知州常祎筑城墙，御水护城障民。知州曾汪第一个建康济桥，而后，历代州官持续努力，接力棒传了九代州官，解决潮州人民渡江之苦。知州王涤整治“芹菜沟”、排除城中内涝污水，后历代续建，成就“三利溪”，使人们受益。明代张杰建府署（含镇海楼）、学宫、开辟府前街（今义安路）等。王源任潮州知府期间，惩贪、办学、建桥、筑堤、设社仓等，为潮州人民付出全部心血。王源一生三次获罪，三次复职。但是他勇于担当、勤政爱民，为民办实事、民自护之。到了道光二十七年，潮州知府刘浔打算商议修桥事宜，但不久因升任“南韶连道”道台而离开了潮州。于是，盐运同知、代理潮州知府吴均，继承上任规划，慨然以修桥为己任。在他的带动下，盐商、米行等商界人士特成立“子来局”以主持修桥事宜，到道光二十九年竣工。潮州老百姓不忘刘浔、吴均的功德，于是为二官立“民不能忘”坊。这背后演绎的是一段官体恤民、民不忘官的官民互动佳话。

以上这些“民不忘”的好官，都有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不为功名利禄所重，以百姓利益为重；二是敢为人先，开创性开展工作；三是保持政策、决策、规划连续性；四是敢于担当、勇于担当的奉献精神，只要是为了潮州老百姓实质利益，他们都敢于担当，哪怕是拿出自己的身家性命；五是能够根据当时当地实际、解决潮州人民急切迫切盼望解决的问题，勤政廉政为民，惠福百姓。这些共同的特点，体现了潮州历史文化对官员的影响。我认为，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史为鉴，转变干部作风，为潮州办实事，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