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古城城隍庙

□ 陈贤武

根据考古发掘和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先民早在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市镇、有村落和市镇就有居民，就需要蓄水和泄水，就需要“城隍”。清·孙承泽撰《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都城隍庙”称：“水则隍也，庸则城也”。古代天子在年终的时候都要祭祀八神，在八神中就有“水庸”之神，即主管城市沟渠、水流蓄泄之神，见《礼记·郊特牲》汉·郑玄注。一般认为，正是从古代的“水庸”神崇拜演化成为后来的城隍神。

“城隍”一词连用，首见于汉代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城隍神的奉祀，古人有始于尧，始于汉，始于三国诸说，然所据不足，无可凭信。有史可征者，见之南北朝《北齐书·慕容俨传》：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555)，慕容俨镇守郢城，被南朝梁军包围，梁军以水草荻洪和铁链截断水路供应，形势危急，“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祷。于是顺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请，冀获冥佑。须臾，冲风歘起，惊涛涌激，漂断荻洪”。于是，北齐军民士气大振，慕容俨率军出城迎战，大败梁军。这是城隍神显灵护佑城市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最早记载，距今已经有1460多年的历史。

因为城隍神的活动都同本城百姓有关系，中国民众根据“有功于民者则祀之”的祭祀传统，从南北朝时期到元代，在各地建起来的大大小小许多城隍庙中，供奉曾经有功于本地民众的历史人物，并且尊奉其为城隍神。宋代的《太平广记》卷333有《宣州司户》称“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在推行中央集权专制的同时，整顿祭祀仪典，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统一天下城隍神的名号，确定城隍庙的等级，将祭祀城隍神纳入官家仪典，“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明太祖实录》卷38）有意利用鬼神的力量，加强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控制。根据《明史·礼志》和洪武二年、三年的史料记载，尽管朱元璋的诏书所言前后略有不同，但是，经过历史的实际发展，明代有关城隍神和城隍庙的制度大致有如下几个内容：

第一，城隍神祭祀正式纳入官方国家的祭祀礼仪之中，成了天下各府县法定的阴司之神，与地方官府“阴阳表里”，治理地方，地方官上任和离任以及每年都要择日祭拜本地城隍神。

第二，根据城市规模大小及其在同家政治生活巾的地位，各地的城隍庙被区分为四个等级：都城隍庙、府城隍庙、州城隍庙和县城隍庙。

第三，给城隍神以统一的封号。城隍神有封号大约起自五代十国，后唐末帝李从珂时，世间的城隍始有了“王”的封号，不过历代的封号并不统一。明代礼制统一封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正一品；封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正二品；封州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正三品；封县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四品。并且规定不同等级的城隍相应的服饰和仪仗等等。（《明史·礼志》）

由于明代礼仪制度的改革和贯彻，因此，明清时期，中国几乎每个县以上的城市都建立有城隍庙，供奉城隍神，这在中华大地上是绝无仅有的。

历史上的城隍神的职能，最早是保护城市民众生存和安全的自然神灵，后来，则变成了地方保护神，就是人们常说的“护国安邦”“消灾降福”和主管本城民众的生死寿天，等等，明朝婺源人汪敬的《新修城隍庙记》：“长吏莅任必斋宿读誓，然后见吏民，而朔望必谒，水旱必祷，疾疫必祈。民之祀神如事严吏，抱怨抑而不获伸于有司者，往往呼吁以求阴助。有司者亦遂为之严庙貌，具钟鼓以慰民之所向。”说明城隍对官民具有相同的震慑作用。同这一职能相适应的就是城隍庙的庙堂设置。城隍庙的庙堂中，供奉的神灵就是本城的城隍爷，以及城隍身边的官吏和衙役，一般设有“两廊一十八司曹案官班圣众”，十八司中就有十八名判官，城隍庙设置在大殿前后两廊设置十八个偏殿，两边一字排开。城隍庙一般不供奉其他神灵，例如，道教宫观通常供奉的三清、四御、财神、关帝、妈祖等等。

潮州是一座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城隍庙历史之悠久，自不言而喻。岭南有城隍庙，见于文献，可上溯到唐代。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谪潮州刺史，在任上祭祀城隍。在这篇祭文中，韩愈自述此前于六月祭祀城隍的缘起是“以淫雨将为人灾，无以应贡赋，供给神明，上下获罪罚之故”。而此次祭祀城隍，则是为了报答城隍显灵之恩。以此一祈一报二次祭祀城隍，文章强调，自然灾害带来的歉收，其影响所及，最重要是“无以应贡赋”，也即无法完成交纳国家赋税的任务。终唐一代，城隍崇拜并未被纳入国家祀典。在此制度史背景下，韩愈在任上祭祀城隍，通过神道设教，是借此敲打编户齐民，推动了潮州地方社会的国家化历程，从中可见城隍神的功能，已不限于守护城池而已了。

既然唐代潮州已有祭祀城隍的活动，那么，城隍庙又在哪里呢？《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代《三阳志》曾经讨论过唐代潮州州治的地理位置，认为至迟在唐代中期，潮州的州治已经建在金山的南边了。《永乐大典》卷5343的卷端六帧地图中的第三图，据陈香白考证：“是宋、明之际以宋代所绘潮州城图为底本的摹绘图。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在摹绘过程中增入了数个元明时代的建置。”（《〈永乐大典〉所辑“潮州城图”考略》）图中州治(子城)南侧鼓楼的西南方，有城隍庙，则此庙当系明初之前建筑的庙宇。将该图与明清时期各版本《潮州府志》《海阳县志》中的府城图相对照，可以发现，明初的城隍庙，也即今太平路北端，实袭用了原先的庙址，并一直延续到现代。说不定还是韩文公所祭祀的庙宇，但这还需再作进一步考证。乾隆《潮州府志·祀典》记载府城隍庙为“明洪武二年己酉建”，实误解了顺治《潮州府志·祀典部》“洪武二年封鉴察司民威灵公”之意思，光绪《海阳县志·坛庙》又承袭了乾隆《潮州府志》的讹误。

关于明洪武二年（1369）封潮州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威灵公之经过，明·郭子章《潮中杂纪》卷三有《封城隍庙诰》记载：“明高皇帝洪武二年春正月，封潮州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威灵公。是年六月朔，江西宣使谢思鲁赍诰命至潮。……文刻石于城隍庙。是时从事郎潮州府经历孙子亨、知事张惟清、承直郎潮州府通判张杰、明威将军兴化卫指挥司副使湖州分司事俞良辅立石。”

而祀典方面，明初以降的明清二代，潮州府及辖下各县，城隍神的“岁春秋二仲合祀于风云雷雨山川坛、郡厉，岁三祭皆奉神主之”，以及地方官的“初任祀于神，有誓文”（嘉靖《潮州府志·祠祀志》），均按明洪武年间的制度举行，“凡遇祈晴斋戒，禁止屠宰。各官悬斋戒牌在城隍庙内，设香案、香蜡，拜用红毡，僧道各一班开坛诵经。礼生四名，鼓吹一班，各官衣素服，步行至庙。礼生引至拜位，赞行一跪三叩头礼，宣疏文毕，再行一跪三叩头礼，焚疏文，再揖赞礼毕俟。天色晴明，酬神。”（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祀典》）祭文方面，清乾隆九年（1744）之后则改用新的部颁文本。（光绪《潮阳县志·坛庙》）

城隍神的崇拜，在明代成为各级官府不可或缺的祀典，其建造和修缮也就必不可少，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祀典》：“正统八年（1443），知府王源重修，为《记》。国朝康煕十九年（1680），知府林杭学重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知府刘浔合府县城隍重修。光绪二年（1876），绅民重修。”

城隍庙建造有规制，潮州府城隍庙在县巷东段在坐北朝南，为三进，中轴线上有大门、戏台、献殿（拜亭）、正殿、寝殿等，规模宏大深广。踏进山门，即可见左右立着四位与真人一样高的泥塑差役。天井两边的走廊则安坐着十八尊掌管各方的土地。阴气森森的二进正殿，中间端坐着威严无比的城隍公，左右两边是查簿官和手执三叉的护卫官。大殿两廊设置十八名判官偏殿。殿左是负责通报、传达的速报司，“素著灵应”，民间有“速报爷食多过城隍公”之谚。元代让城隍爷配享夫人，城隍庙里就有了寝殿。在乾隆《潮州古城图》标注为“夫人殿”，内有城隍及夫人的塑像，以及一间完整地摆放着床、衣架和衣橱等家具的卧室。

遵照皇帝的旨意，官员们要不断地从一地迁往他地上任，这在中国属于惯例。人们从而认为，每个城市的保护神——城隍也是要经常更换的。在潮州，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明嘉靖四十年潮州知府何宠(浙江临海人。见康熙《台州府志》)及清道咸间知府吴均（浙江钱塘人）。清·林大川《韩江记》：“府城隍庙，在海阳县左。庙有长联最佳：‘料此身必不长存，何苦来急急忙忙作百般恶事；想前生都已注定，也落得干干净净做一个好人。’现今城隍神，乃郡守吴公均也。公薨时，我潮人如丧父母，城都哭动，诚委员章坤吊公诗所谓‘千里未穷骐骥志，万民齐作杜鹃声。’是夜，衿耆（儒生中的耆老。）梦公莅府城隍任，同肃衣冠入贺。故罗上桢吊公诗，有‘云净凤台饶吉梦’之句，正直为神，乃事之常，无足怪也。”

海阳县城隍庙历来即与府同祀，康熙《海阳县志·祠祀·海阳县》：“城隍庙，俱府率县正官致祭，不另设。”到了清中期，就另设专祠祭祀，“嗣因吏民集赀，于庙左另建县城隍庙。相传为乾隆年间建，然无碑记可考。而县始有专祀。道光二十八年，知府刘浔合府县城隍重修。光绪二年，绅民重修。县城隍庙每岁清明、七月望、十月朔致祭。”（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祀典》）在《潮州古城地形图》中标注在府城隍正殿的左侧，规模较小，二进。潮州市博物馆存有《移建海阳县城隍庙碑记》残碑（高63cm，宽52cm，存12行），虽残缺不全，却是难得资料，为文献所缺载，录之如下：

城隍之为神，保障一方，与(下阙)/独附祀于郡庙之西偏，囗(下阙)/祠宇曾协规制未备，深惧(下阙)/灵而肹蠁也，亟思有以迁建(下阙)/天子简命，重莅兹土，于时年数(下阙)/庙之左，有四贤祠，基址颇(下阙)/贤祠既必须重葺，而北隅(下阙)/而尽报享，爰进绅耆士庶(下阙)/甬道，旁建两庑，即以祀(下阙)/崇焕，丹艧鼎新，熻然改观(下阙)/月，计费番蚨四千七百(下阙)/人共(下阙)。

惜残碑缺时间之记载，只能从残碑中去考释。碑中提及的“四贤祠”，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四·祀典》：“四贤祠，即旧沈公祠，在县治左。先是明万历间，推官姚嘉会，治行与县令沈凤超埒，邑绅林煕春倡建沈祠，遂并建姚祠于北门外。国朝顺治间，郝尚久乱，姚祠毁。康煕十九年，知府林杭学准绅士林世榕、陈衍虞请，移并于沈祠。……乾隆二十六年，知府周硕勋再行淸复，修葺旧祠。会金山麓翁徐合祠圮，于姚沈祠内合祀巡道翁梦鲤、徐甫宰为四贤祠。”可知“四贤祠”之名是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才出现的。

又“天子简命，重莅兹土”，查民国《潮州志·职官志》，从乾隆元年后重任海阳知县最早惟有山西举人李应均，前后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道光五年（1825）两任。如是，则县城隍当建于清道光五年之前后，而非《县志》所言“相传为乾隆年间建”。但还需再作进一步的考证。

1953年，析出潮安县之城区及近郊，置潮州市，1955年曾借城隍庙旧址作办公地点。府县城隍庙后改建成潮州第一招待所（后曾改名古城宾馆），今则作为停车场用。

2021年，以此地作为百花台民俗文化综合体的建设用地，范围北至中山路、南至旧县巷、东至太平路、西至廖厝祠，将建设百花台广场、城隍民俗文化馆、古城旅游集散中心、商业街区、旅馆民宿和地下停车场等，总建筑面积约17000平方米，总投资估算约2亿元，全力打造高端典雅的古城“客厅”，彰显潮州深厚文化底蕴。

顺便说一句。2021年潮州某公众号发了一篇《呵护潮州府城，让府县城隍庙重焕光彩》，文中提到重修府县城隍时能“重修唐代白氏墓坊。据口述历史记载，在原百花台东面的古墓坊，该墓为唐代尉迟恭夫人白氏之墓”，此纯属滑天下之大稽，且不说历代文献无记载唐将来潮州之记载，纵然有，亦无可能在州署前来建这样之墓！鉴于该公众号在潮州有可观阅读量，在此不得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