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个古稀老青年

裕迎写诗，出诗集，在我看来是必然的。早在50多年前，他就在揭阳《榕江报》副刊上发表民歌和新诗，被当地文艺界人士称为“诗人”，并撰文对他作了推介。

不过，首部诗作推出的是旧体诗词，就有点偶然了，用裕迎的话说是缘分：那是一次偶然中在我家中巧遇胡培源，我提议胡兄为他的相册配诗，胡兄又偶然兴起，欣然命笔，才引发他对旧体诗词的兴趣，竟至井喷一般，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才有了这部诗集。

裕迎要我写几句前言之类的话，说了几次，我推辞了几回。就在癸巳年最后一天的最后几个小时，他的书稿已编定，名家序言、后序和专家读赏都到位了，可以付梓了，还把电话打到我潮州的家中，非要我写不可，而且宽宏大量地说不论长短，尽管批截！

这么多年来，我在裕迎家吃过多次可口的饭菜，不收粮票不收钱，厚待有加。他要我写几句话，我再不写就太不够朋友了。

我们是20世纪50年代的高中同学，在潮州府城西湖之滨同窗三载。那时年轻，天真幼稚，我不幸爱上了当年最不该爱的文学创作，课余居然写些散文用自己的名字在《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上发表，获取名利。1958年，校园里一批老师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年，在我们毕业的前夕，学生中又开展了一次类似的运动，我是班里唯一受到全班开会批判的分子，罪名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名利思想严重”、“同情右派分子”等。我参加高考被划入另册，注明“不宜录取”。（这是以后才知道的）

从接受批判到参加高考这段时间，走近我的同学少了裕迎，是一个例外。

我与裕迎不同班，因他也喜爱文学，又都来自揭阳，平时也就多有交往。但他比我成熟，虽也投稿却用笔名。不显山露水，因而侥幸逃过了那场浩劫，没有获得罪大恶极的骂名。我被批臭之后，当然是惺惺相惜，他更经常找我散步，绝不再谈文学，更不会说政治，只散散步，说说笑。有次，我准备寄信，他说他有信封，就取来一个把邮票印在信封上的那一种送我。这个举动背后，藏有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支持？我第一次感受到友情的力量。

此后，裕迎入大学当学生，我进工厂当学徒。他升上殿堂，我沉入江湖。

记忆中，有三位同学从大学给我来过信，裕迎是最勤的一个。他还给我邮来一本1957年的《诗选》，臧克家主编的，厚厚的一本。据他说是用第一次稿费买的，转赠与我，说明他知道我对文学还“贼心”不死；更说明他之选读中文系，对汉语言文学的爱是入骨的。这本书留有他阅读的许多痕迹，我觉得有纪念意义，一直保留着。好吧，共读一本诗集，让我们坚持到底吧！

隔年，我再次参加高考，进高校当学生，毕业后在中学任教。记住裕迎的寄望，开始学写诗。他毕业后留在广州工作，我每次去省城，都会抽空去找他。后来，他调入高校当上教授，我调入剧团当戏仔。他居殿堂之高不忘其兄，我处江湖之远不忘吾弟，常来常往，打打闹闹。什么叫友情？这就是吧！

裕迎古稀之年动笔写诗，我是高兴的；他出版诗集，我是多次推促的。文品即人品，裕迎为人处世，正直、厚道，本分、无私，友善、敬业，踏实、认真……这一切，在其诗中相信都可以品读到，感受到。读他的诗，我感到这位老学友在诗海中漫游，纵情任性，欢快活跃，舒心畅怀，积虑全消，就像旅游者在大自然中行走，“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痛，并快乐着！”他抒写得何其淋漓痛快乃尔！这位老兄，向来体质一般，把一身肉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瘦得让名模嫉妒。但去年从微信上传来新近照片，脸颊丰满，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差点以为他用读高中时的照片冒充。我以为，这是写诗的副产品，全情投入自己喜欢的事，又受到友人及老伴的赞赏，能不健康。能不心宽体胖么？我当即吟了一首《潮州四句》：

兄台今日真有脸，新颜旧貌两重天；与时俱进谁能比，好个古稀老青年！